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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添

來源:未知 作者:admin 時間:2018-04-25

陳錫添,《香港商報》副社長兼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兼職教授,曾任深圳特區報業集團總編輯、第二及第三屆深圳市政協委員。主要作品:《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風采集》、《改革者的風采》等。曾榮獲中國新聞界最高獎項“志“韜奮新聞獎”,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等,為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近年來,又獲“中國傳媒突出貢獻獎”和“建國60周年中國傳媒影響力人物”獎。

1967年起歷任《湖北日報》記者,1972年任二汽設備修造分廠辦公室副主任,《二汽建設報》采訪組組長,1978年廣州外語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1983年入《深圳特區報》,歷任記者、部主任、副總編、總編輯,1999年《深圳特區報》與《香港商報》合作,開內地報業對香港報業參股改革的第一范例,出任《香港商報》副社長兼總編輯,高級記者。

廣東省記協第八屆常務理事,深圳市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政協深圳市第二、三屆委員,廣東省八次黨代會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武漢大學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著有報告文學《歷盡坎坷志未磨》、《夢里依稀丹青墨》,文學評論《假如是毒草》、《冷處理漫筆》,報告文學集《風采集》,人物傳記《他的一生在燃燒——記饒彰風》,主編報告文學集《改革者的風采》等。報告文學《突破》獲1984年深圳市優秀文學三等獎,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單列市頭條新聞競賽特等獎、廣東新聞獎特別獎、全國改革好新聞一等獎、深圳新聞獎特別獎,其作品還獲廣東新聞界首屆金槍獎。曾獲韜奮新聞獎、廣東省第六屆宣傳文化精品獎個人獎、中國人民大學校友特別獎。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他作為貼身記者,采寫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個人事跡

記錄鄧小平南巡的新聞人

志在新聞,卻兩次離開新聞崗位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那個春天,87歲的鄧小平以非凡的智慧,又一次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正是這次“南巡談話”,構成了“鄧小平理論”最重要的精髓。那些在汽車上、散步中、參觀時吐露出的字字珠璣,通過一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通訊,傳遍全國,激勵了10億人。

一紙風行,名聞天下,從此,當時鄧小平的貼身記者陳錫添的名字,與偉人、與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緊緊聯系在一起。沒有人會想到,這樣一位新聞界的名人,他也有自己的無奈和嘆息。

1966年,陳錫添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熱愛新聞工作的他,在那個年代,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到處東碰西撞。1967年底,他被分配到湖北日報社,新聞工作的板凳還沒坐熱,第二年下半年就被迫到湖北鐘祥縣一個農場接受“再教育”。好不容易把一年多的“再教育”熬到了頭,卻傳來消息,這批大學生湖北日報社一個也不留,全部重新分配,而且不能分配到縣以上單位,就這樣,他被分配到湖北咸寧縣一個廣播站。

1970年,陳錫添被調到東風汽車公司專用設備廠從事行政工作。本著對新聞工作的熱愛,1974年,他強烈要求從工廠辦公室副主任崗位調到當時的《二汽建設報》任采訪組組長。時至今日,陳錫添還清楚地記得,第一臺東風車下線大巡游時,他激動地寫了一個整版的稿子。

他的新聞事業剛剛有了好的起步,沒想到“海外關系”又影響了他,當時只要有親戚在國外,就會招來諸多是非。后來想到廣東有“海外關系”的人比比皆是,回廣東也許會好一些?墒,當時廣東的新聞單位不要人,幾經聯系,他才于1977年調到廣州外國語學院,具體工作是教黨史。這是他第二次離開新聞崗位。

雖然冰冷的現實總是刺痛著一個新聞人的激情和夢想,但他一直沒停過練筆。在學校任教期間,他在各種報刊雜志上發表了散文、雜文、文藝評論等各類作品。1982年,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人物傳記《記饒彰風》,連載10天,受到當時《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的贊揚。

毛遂自薦,42歲再當“小記者”

1981年,陳錫添回母校新會三中(現在的棠下中學)參加一次聚會,學校請他這個當年的優秀生對校友講話。站在臺上,面對眾多的校友,滿腹的辛酸涌上心頭。他想到,自己在學校的時候品學兼優,甚至還是低年級學生的偶像,又從堂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那屆畢業的還不到50人,現在卻不能在新聞舞臺上擁有一席之地,感覺這么多年一事無成,實在無顏見江東父老。講著講著就哭了起來,再也講不下去。這件事促使他再次下決心找準自己的人生定位。

1983年10月陳錫添到深圳旅游,聽說《深圳特區報》這一年12月要由周報改為日報,可能需要人,就跑到報社毛遂自薦。

當時,他什么背景也沒有,就是拿作品給社領導看。結果他回到學校還沒有跟外語學院提出來,《深圳特區報》的調令就來了,要求12月1日報到。學校當時不放,他就給院長寫了一封長信,寫自己畢業后到處輾轉的情況,以及對新聞事業的執著追求,院長看完信,當即同意放人。

來到報社,陳錫添感覺如魚得水,熱情澎湃。白天一接受任務就出去采訪,晚上就騎個破自行車去采寫人物通訊、報告文學。隨著諸多力作的接連面世,他終于被人們接受和認識,并且很快得到領導的賞識。半年之后,他就當上了部門副主任,過了兩年,他又當選為大部門的主任,1988年5月,到報社不滿5年的陳錫添被提拔為副總編輯。1992年,他又評上“正高”職稱,成為當時深圳僅有的三位高級記者之一。

當時,陳錫添42歲才開始重新成為一名普通的“小記者”,51歲時終于因為鄧小平南巡遇到一次重大機遇。對此他有何感想?陳錫添引用一位哲人的話說,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但鷹總是要高飛的。

抓住機遇,一文而名動天下

在中國新聞史上,如果要在新聞工作者中尋找一個與鄧小平有關的人,很多人會第一個想到陳錫添。1992年3月26日,由他撰寫的那篇1.1萬字的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刊出后,馬上被國內所有重要傳媒轉載刊發,海外通訊社也作出強烈反應。一個加快改革開放的濃郁的輿論環境迅速在中國形成。陳錫添,也因此“一文而名動天下”,在中國新聞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時,陳錫添接到電話通知后趕到深圳市委,被告知鄧小平同志將在第二天到達深圳,由他隨行采訪,并特別叮囑,此事絕密,不得外傳。從18日到23日,他一直跟在鄧小平身邊。當時領導的意思是“不題詞、不接見、不報道”。但他感覺老人家不像是來度假的,好多話不吐不快,雖然是聊天的形式,但沒有一句話是閑話,談話的內容很多,針對性、指導性很強,如果歸納起來,就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架構。他覺得總有發表的機會,所以采訪很細。

1月到3月初,陳錫添一直在整理材料,沒動筆。其間,上海文匯報、深圳青年雜志都派人找他,讓他寫好稿子,發在他們那里,并愿意承擔一切風險。他卻沒有同意。直到3月22日,《南方日報》發了一篇相關短文,陳錫添一下就著急了。問《南方日報》相關人員,對方說是請示過謝非(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于是,陳錫添從22日中午開始寫,到24日下午就寫出一篇長篇通訊。第二天,他和社長一塊兒去找時任深圳市常委、宣傳部部長楊廣慧,楊部長說:“發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們自己把關,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寫成人,不要寫成‘神’。”

“現在想起來,如果當時楊廣慧猶豫一下,這篇稿子就出不來了。發稿子那天晚上,我一宿沒睡,通訊中很多是‘鄧小平說’,弄錯了不得了。好多報紙都轉載了,我這才放下心來,F在看來是好事,但在當時還是很冒險的。深圳當時的市委書記李灝在市委常委會上說了一個事情——1992年的‘兩會’上有一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問市領導,這個稿子怎么出來的?李灝說,‘我不知道,家里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開會,是在家的深圳市領導定的。中央領導說:‘你們的膽子好大啊’。”

走近偉人,“小平充滿人情味兒”

在貼近小平的5天時間里,一代偉人給他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陳錫添說,鄧小平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非常平凡的老人家,他剛剛走下火車的時候,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黑褲子,滿面笑容,非常慈祥,也很樸素。5天整個全程陪同下來,和藹可親的感受越來越深。他沒有作任何報告,都是用閑聊的方式。講話慢條斯理,還一邊打著手勢,非常幽默,常常引起一陣陣笑聲。

盡管看似閑聊,談話的內容意義卻十分重大,他解決了當時中國存在的許多需要解答的問題,當時東歐之變帶來了一些人思想的動搖,老人就講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避免了把防止“和平演變”當成重點;對于特區姓“社”姓“資”的爭論,他定性深圳姓“社”不姓“資”;當時人們對改革開放的前景感到迷茫,經濟步伐緩慢,他就鼓勵大家要大膽地闖,沒有這種精神就干不出新的事業。老人的話為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加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由于有紀律,采訪不準錄音,我只能憑筆記。白天,我總是盡可能擠到距小平同志最近處,關注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手勢。好在老人家講話慢,很多話他的女兒會在旁邊大聲重復,我記得下來。比較麻煩的是邊走邊講,這時我就記幾個字的要點,詳細內容憑大腦記,晚上抓緊時間整理,每天都是凌晨兩點以后才休息。”

“作為軍事家、政治家,鄧小平不乏親和力,充滿人情味兒,甚至80多歲了還帶著童真。”在跟隨鄧小平南巡的每一個場合,他都盡量靠近、靠近、再靠近鄧小平,為的是“聽清楚鄧的言談”,看清楚鄧的“音容笑貌”和“一舉手一投足”。

陳錫添回憶說,在游深圳仙湖植物園并種下長青樹時,鄧小平完全陶醉在南方盎然春意之中。在參觀仙湖過程中,老人憨態可掬。比如,他看到天鵝絨竹芋時,用手去摸摸像天鵝絨的葉子,還問長不長芋頭;看到叫“跳舞蘭”的蘭花時,高興地說“哎呀,這花真的很像姑娘在跳舞。”植物園負責人介紹園里很有特色的一種竹子是從成都“悄悄弄來”的,老人打趣說:“我可是四川人,你們要賠償的哦。”當時鄧小平陶醉于仙湖湖光山色中,久久不愿意離開。他的女兒毛毛告訴他,要回賓館了,老人卻充滿童真地說:“這就回去?一點自由都沒有!”

貼近民意,才能提高報紙的公信力

1999年,《香港商報》與《深圳特區報》進行合作,開創內地報業對香港報章進行參股改革的第一范例。陳錫添跨過羅湖橋,出任《香港商報》總編輯,他躊躇滿志而去,想到此行的兩個可能結局:或立住腳跟,或鎩羽而歸。

具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的王牌學歷,在內地報業闖蕩已有數十年光景,躋身香港報業的他一匹黑馬。

定位是報紙的主線,特色是報紙的靈魂。在陳錫添和同事們一番精心策劃之后,商報作了全新的定位,整個辦報理念最后凝聚為兩句話八個字,一為“立足香港”,二為“在商言商”。如此定位既涵蓋了商報在香港生存的條件,又在報業之林中獨顯特色。

現在,《香港商報》社評平均每周都有二至三篇被不同通訊社轉發,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中國通訊社等經常引用或轉發商報社評;各大網站摘錄的就更不計其數;還經常被香港無線電視、亞洲電視、有線電視、香港電臺、新城電臺以及鳳凰衛視等傳媒摘要播出,摘用播出率達到七成以上。

自深圳報業集團接手《香港商報》以來,《香港商報》史無前例地連續3年分獲香港最佳新聞獎兩個冠軍一個優異獎,這標志著《香港商報》的報道質量開始在傳媒圈與受眾圈中得到高度肯定。2002年,在香港報業公會“2001年香港最佳新聞獎”評比中,“珠三角長三角世紀大比拼”系列報道,奪得最佳經濟新聞組報道組別的冠軍。此前,系列報道《臺灣行腳》獲得1999年度新聞特寫組冠軍,而2000年度經濟新聞類優異獎,也花落《香港商報》。

在陳錫添眼中,新聞不僅在紙上,更在腳下。他先后率領部下北上東北,最先推出振興東北國策系列報道;西進甘肅,揭示大西北投資環境與嶄新面貌;穿梭南粵,向港人推介粵港合作的前景與機會。

對于如何辦好報紙,陳錫添坦言:“結合《香港商報》的實踐,我們有這樣的深切體會,那就是,只有關心民生,貼近民意,才能提高報紙的公信力。具體一點說,就是要更多、更廣泛、更準確地反映群眾的所思所想,貼近他們的生活,反映他們的心聲,維護他們的利益。唯有如此,媒體才能進入市場,進入家庭,爭取更多的受眾,從邊緣走向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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