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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清華經歷文化大革命

來源:創新文學網 作者:王大定 時間:2018-04-18

 

特別提示:

本文是一位曾經參加過文化大革命現已退休的知識分子的回憶文章,不僅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而且對不了解文革歷史的年輕一代有重要的啟迪和教育作用。

1966年爆發并席卷全國的長達10年的文化大革命,至今過去快半個世紀了。對這起給中華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現代巨型鬧劇,一些人從來沒有認真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相反是壓制學者研究,鼓勵全民遺忘,這是非常愚蠢非常危險的。文革的幽靈始終徘徊在中國大地,個別經歷過文革的人,不把歷史真相告訴后人,反而昧著良心掩蓋文革之罪,繼承文革衣缽,這些文革的遺老遺少們絕對是我們民族的敗類。

文本作者王大定則屬于上述個別人之外。廣大讀者如果讀完此文,一定會認識和感覺到作者不失為一位有膽識、有良知、有責任、有擔當的文革親歷者和見證人。

 

我在清華大學的學業,被“文化大革命”中斷了。1966年6月開始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班,清華工化系6902班(當時稱為“化902”)成了全校有名的班級。班上出現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蒯大富。我也被卷進了文革旋渦,當了“造反派”。我感到這段時間的自身經歷值得寫出來,供今后人們研究文化大革命當作參考材料吧。

 

一、 文革前的政治氣氛

 

文革之前,國內的政治氣氛已很濃重。中蘇論戰,發表了“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二評…”,“三評…”,直到“九評…”。學生們知道,蘇聯“變修”了,”防修反修”。之前我們知道,南斯拉夫變成了修正主義。另一個重要的政治運動,就是全國人民大學“毛主席著作”。自林彪主持解放軍工作之后,全軍學毛著,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形成一個學習的高潮。清華“突出政治”,也抓的很緊。當時,我對學習毛著是很認真的,毛選四卷通讀不止一遍,感到毛主席的著作真是偉大。中學高中二年級時,政治課學習《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記得期末考試我得了96分,全年級最高。大學系統學習了黨史、政治經濟學,我是團支部宣傳委員、政治課代表,F在看來,毛主席著作有其偉大的部分,也有些觀點值得討論;而那時的“高潮”實際上是搞個人崇拜,破壞了民主集中制原則,形成了個人專斷,給全國人民帶來了很大的災難。

 

文革前一個震動全國的文章是文匯報上發表的姚文元的 “評《海瑞罷官》”,批判吳晗的歷史劇是為彭德懷翻案。接著就是批判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即吳晗、鄧拓,廖沫沙三人。三人在北京晚報上發表的多篇短文“燕山夜話”成了批判對象。后來知道,這是毛主席向北京市委動刀。順便說一下,鄧拓的女兒鄧小蘭是我同系、同級同學。鄧拓死的很悲慘,含冤跳樓自殺的。盡管他一生盡力緊跟毛澤東,毛澤東仍把他推向絕路。吳晗的一個外甥女叫做宋滇(可能她是在昆明出生的吧,那時北京的大學流難到云南組成西南聯大),她與我同系,高一年級,是我這一年級的“政治輔導員”。文革中盡管她家族受害,她仍然靠攏到“造反派”這一派。我猜想她是害怕,所以違心的靠近這一派。但是,畢業分配,她被分配到“沙城農場”,那是當時“黑五類”子弟分配去的地方。

 

二、文化大革命開始,造校黨委的反,工作組進校

 

文化大革命,可以認為是傳達1966年5月16日中央政治局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開始的吧。“516通知”決定在全國搞文化大革命,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當權派”。“通知”傳達后,校園內就出現了“揭發”彭真的大字報,說彭真是混進中央的修正主義分子。這時我才注意到,報紙上很長一段時間彭真沒出現了。去年(1965年)北京學生紀念“129”運動,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演出節目。清華是最后一幕“北京學生支援全國的學生運動”,我班全班參加了演出,扮演的是在天安門前游行的學生隊伍。謝幕時,彭真上臺來與演出的學生合影,前排的學生還和彭真握手,我在最后一排之后擔任搖大旗的角色,沒見到彭真。文革開始之后人們知道,北京市委被改組了,彭真被撤職,李雪峰調任書記;毛主席說北京市委是“水潑不進,針插不入的獨立王國”,說“評《海瑞罷官》”在北京就沒法發表出去,不得不安排到上海發表。

 

1966年5月16日《通知》

 

1966年6月2日,廣播了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即被毛主席稱為的“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清華就混亂了,停課鬧革命寫大字報。部分大字報直接批判清華黨委執行的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貞浧饋,主要的論點有:北大執行的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難道清華不是?清華沿襲歐美教學方式,建國后作了院系調整是學習蘇聯的教育制度,教材也是參照蘇聯的教材編寫的,蘇聯已經變修,清華的教育路線也就是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黨委書記蔣南翔執行的是“教授制校”,108將制校(當時據說清華有108位教授。在反右斗爭中,蔣南翔最終打垮了“教授制校”一股勢力,劃定了很多右派。當他站穩腳之后分批為右派摘帽子,教學最終還得教授擔當主導作用。文革開始,學生們又將反右斗爭這一口號用來批判蔣南翔)。還有一個觀點是蔣南翔貶低、反對毛澤東思想。理由是蔣南翔把毛澤東思想稱作馬列主義“高峰”,而林彪稱之為“頂峰”,高峰沒有頂峰高,所以是貶低、反對毛澤東思想。

 

這些觀點,現在看來是多么荒唐可笑的,當時卻是堂而皇之的響當當的觀點,誰也不敢反駁。

 

我也寫了一張大字報,是這樣的: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思想革命化上》,本意是批判羅瑞卿搞軍隊“大比武”的。我看了這社論,聯系到清華推出的“突出政治要落實在業務上”,就寫大字報說清華不突出政治,F在看來,“突出政治要落實在思想革命化上”,完全是一種空無論調。當時我頭腦發熱也就是寫了這張大字報,其實,我自己也是注重業務學習的。

 

值得寫出來的是,最早寫大字報反清華黨委的學生,是劉少奇的女兒劉濤、賀龍之子賀鵬飛、李井泉之子李黎峰、劉寧一的女兒劉菊芬等一批高級干部的子女。文革進一步的發展,這些高干都被打倒,其子女們被稱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樣的文化大革命,這些子女為什么在開始時這么積極?我猜想,是這些高干都上當受騙了,他們以為揪走資派只到彭真為止,而又看到毛澤東要造教育界的反,所以讓他們的子女帶頭行動,迎合毛澤東,又可以使子女獲得政治資本。

 

寫大字報,全清華一片混亂,蔣南翔也組織人寫大字報肯定黨委的成績以自衛。但是自衛沒起到作用,6月12日北京市委(當時稱為“新市委”,書記已換成李雪峰)派工作組到清華,宣布蔣南翔停職檢查。這就是蔣南翔及清華黨委被打倒(這里注意,是工作組打倒的),學校權力歸工作組。學校成立了“文革領導小組”,校一級組長是賀鵬飛,劉濤、李黎峰等人。各系各班都在工作組的主持下成立文革小組。我班的工作組人員張茜薇,她是陸海豐起義的領導人烈士張太雷的女兒。我班文革小組組長是蒯大富,我是成員之一。

 

這樣,清華大學以對黨委的態度第一次劃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或稱“反蔣派”和“保蔣派”。自此,黨委成員都被稱為“黑幫”人物,受到大會小會批判。

 

這段時間北京各高校的情況很相似,黨委都被打倒,都陸續派了工作組,成立了以高干子女為主的文革領導小組。這時全國各地也都掀起了造黨委的“反”,可是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可沒有北京的那么幸運,受到了嚴厲的打擊甚至投入監牢。

 

現在回憶一下,當時為什么那么多學生參加造反?是什么動機?這是當時的政治氣氛,上上下下的政治教育,要聽毛主席的話,要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要防止資本主義復避…這種教育深入人心,每個學生聽黨的話。當“516”通知傳達后,學生們就積極擁護中央決定,帶著對毛主席的熱愛(崇拜),帶著一股政治熱情參加運動,起來“造反”。所以,絕不是現在社會上籠統認為的,是一批壞分子造反。例如,劉濤、賀鵬飛這大批高干子弟是最早的造反派。再例如,當時我班十二個給黨委寫大字報的同學,十一個是團員(包括我,當時的團支部宣傳委員),一個是黨員(當時的班長)。當然,學生的這種熱情是很幼稚的,歷史證明這種熱情被人利用,成了黨內權利斗爭的工具。

 

三、懷疑工作組和反“蒯”斗爭

 

清華在工作組和文革小組的領導下,大力批判蔣南翔為代表的黨委,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墒,沒幾天就傳出一陣風:工作組是舊北京市委派來的。清華有個姓王的學生首先貼出懷疑工作組的大字報。

 

這股風從何而來?當時我不理解,現在有一種解釋,是中央文革領導小組(陳伯達,江青,戚木禹等)散布出來的。但是,也不一定如此。當時,時興一句話:“懷疑一切”,據說是馬克思說的,學生中也就容易產生懷疑工作組的看法。

 

我班的蒯大富也就迎合了這股懷疑風,對工作組提了不少疑問。大概是6月22日吧,全班開會,除了張茜薇之外,還有一位工作組人員不知姓名,顯然比張的職位高。會上說,知道化902班的同學對工作組意見較多,特來聽取意見。會上多個同學發言,蒯大富發言最多。當時提些什么意見我現在也記不清了,我沒發言。第二天,清華轟動了。原來,蒯大富在晚上集合了我班十位同學(十位中沒有我)寫了大字報,《葉林,這是怎么回事?》一式二份貼在兩個地方以供更多的人看。大字報上稱,工作組到化902班開會,是套取學生的情報,因此質問清華工作組組長葉林。大字報制造了混亂,工作難以再繼續維持工作了,不得以組織全校“大辯論”,以期批判倒蒯大富,壓制住懷疑工作組這股風。6月24日在大禮堂,工作組安排了我班部分學生為一派,蒯大富等人為一派進行辯論大會。觀看的學生擠滿了大禮堂,可以想象,對工作組持懷疑態度的人擠進來的較多,所以工作組控制不了會場,我班的學生被安排坐在中間前兩排。這次會上我自己跳上去說:“蒯大富這個大字報我是不贊成的,而工作組這種作法也是錯誤的,是挑動學生斗學生。”當時,人民日報有篇文章,說“走資派挑動群眾斗群眾”,我記住了這句話,認為工作組是“挑動學生斗學生”。我這是各打一巴掌,這是我犯的一個大錯誤。因為這句話,我雖然沒有給工作組寫大字報,不贊成蒯大富的做法,仍然被打成了“蒯派”人物。辯論會亂哄哄的散場了。蒯大富后來認為這個會是他的勝利,1967年6月24日開過小型會慶祝這個日子(我只是聽說有這回事,沒參加這個會)。


 “6.24辯論”造成了混亂,工作組已管不了人了。但是6月27日(大概是這天吧)工作組召開了全校學生大會,發票參加,反工作組懷疑工作組的人都不準參加,我也沒讓參加。事后知道這是傳達中央精神,反擊趕工作組的“反革命潮流”。一下子,全校被工作組整頓了起來,凡有懷疑工作組言行的人,都成了批判對象,被稱為“蒯派人物”,被看管起來。全校好多班都有這種人物,但是全班也只個別幾個吧,而我班最多,有在那大字報上落名的十位,有我與另一位對蒯有支持言論的,共十二人。蒯大富是第一號人物,由上年級的學生看管。我班其他的被分到化9年級各個班看管,我被分到化903看管。建國以來,我國的政治運動真是多,運動的對象往往被隔離看管起來。我第一次被看管,心中很害怕,感到很恐怖。
 

從這時開始,全校就展開了“反蒯斗爭”,各系,各班都批判“蒯氏人物”。工作組召開全校大會、全系大會,批判蒯大富;說反對工作組就是反黨,反對文化大革命,是反革命;說蒯大富是校黨委留下來的定時炸彈,是校黨委培養的修正主義苗子……這些觀點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就在這時的幾天前,蒯大富是寫大字報反黨委的。文革中的大批判,總是“上綱上線”,無限上綱。在一次次的批判會上,蒯大富就是不承認錯誤,不接受對他的批判之詞。而我卻沒有他這一精神,趕快承認自己犯了錯誤,寫檢查。
 

蒯大富被看管起來。某一天,他寫了一張毛主席語錄貼到宿舍樓“新齋”門口,表示了堅持斗爭的意思,以后每天一張。后來我才知道,這是戚本禹等人去見了蒯大富,給他放了點風,說有重要人物支持他,要他對抗工作組的批判,所以他又強硬了起來。
 

除了蒯大富之外,我班的這些“蒯派”人物一個個的被化9年級開會批判。那一天輪到開會批判我了,突然改變了會議,改成了全校批判蔣南翔的大會。自此,就再不批判學生了,專門批判校黨委。又有某一天,我班全班同學被帶到甲所開會。那是清華黨委原來辦公的地方,我第一次進這么高級的會議室,很大的玻璃鏡子,高檔的會議桌和椅子。我們圍著桌子坐定之后,進來一位中年婦女,那時是七月份的天氣吧,穿著短袖襯衣,坐著靠我邊上的椅子上。我當時不知道是誰,會后才知道她就是王光美。王光美主持會議,與同學的交談,我感覺到主要內容是給受批判的同學消除壓力。會議約一、二個小時。會議畢,讓王光美先出了會議室拐到了某個房間,之后才讓大家離開。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光美。
 

又過了幾天,早晨在我隨903班跑早操時,見到了大禮堂前壓著一張大字報簡單幾語說“北大工作組撤走了”。緊接著眾多的大字報貼出來了,報道北大工作組的情況,報道江青在北大講話,控訴工作組迫害她女兒。馬上,清華的工作組就控制不了學生,也不管學生了,撤走了。批判學生的后事工作由學生來做,我的檢查都退回給了我,903班的同學當我面,將審問我的記錄扯碎扔掉。
 

但是,在中央,劉少奇派工作組這事被作為把柄抓住。7月29日(大概是這一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北京部分學生大會,會上劉少奇被迫作檢查,說是“老革命遇到新問題”。
 

清華就這樣經歷了派工作組,懷疑工作組,批判學生這一個階段。北京各大專院校有相似情況,F在回憶起來,可以有兩點看法。


1. 派工作組本身不是錯誤的,建國以后多次運動都有派工作組的形式。例如,就此前不久的“四清”運動,清華的學生約一半都去當過工作組成員。但是,這種批斗學生的方法是錯誤的。歷次運動,比如反右斗爭,都有批斗,文革中就特別激烈了:工作組批斗校黨委、批斗學生,后來又被學生批斗(王光美被學生批斗見后文),F在看來,批斗人完全是違反憲法的,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非法傷害他人。但愿中國今后不再發生這種批斗的事,要按照法律辦事。
 

2.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幾天,毛澤東就離開北京,讓劉少奇主持工作。這可能是一個陰謀。就是讓你負責,而又讓中央文革這些人暗中制造麻煩,煽起懷疑工作組的風,然后適當的時候回到北京,說你執行了資產階級反革命路線,作為打倒你的把柄。文革后看的很清楚,毛澤東的主要動機就是要打倒劉少奇。
 

四、清華大學的紅衛兵
 

工作組撤走了,文革小組掌權,繼續批判黨委“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墒鞘苓^工作組整的學生不答應,要批判工作組,叫嚷要把工作組負責人揪回清華批斗。這樣,以對工作組的態度,學生們又重新劃成了兩派。1966年8月8日,反工作組一派的學生在大禮堂開串聯會,我參加了這次串聯會,鼓動組織起來批斗工作組,后來就稱為“88派”。8月9日,另一派也在大禮堂開會,后來就稱為“89派”。這樣,清華大學以對工作組態度第二次劃分為“造反派”和“保守派”。第一次“造反派”中的高干子女,一般變化成了第二次的“保守派”。
 

 “紅衛兵”是從清華附中開始的吧,我不是很清楚。清華大學由劉濤、賀鵬飛、李黎峰、劉菊芬等人為主要領導,“89派”學生為主體,成立了“清華大學紅衛兵”。8月18日,天安門廣場召開了學生大會,毛主席穿上了軍裝,帶上了“紅衛兵”袖章接見紅衛兵代表(清華的代表是劉濤等幾位)。之后,各院校紅衛兵一個個地冒了出來,全國進入了“紅衛兵”時代。“88派”也就成立了另一個紅衛兵組織——“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這樣,清華就有了兩個觀點不同的紅衛兵組織,我參加了“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帶上了袖章。這個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我記不得是哪幾位了,但是肯定一點:不是蒯大富,這時的“88派”也表示和蒯大富有區別。
 

1966年8月22日,周恩來總理到清華向全校師生作報告,在西大操場上搭了臨時講臺。那天晚上斷斷續續的小雨,臺下學生一次又一次的呼喊:”給總理打傘!”總理卻一直不讓打傘,冒雨作報告?偫淼膱蟾,講了工作組這樣批斗學生是錯誤的,但是,也沒說懷疑工作組就是正確的。對蒯大富,周總理講,蒯大富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對一個年輕人來說是很不容易的,而沒說他是英雄。這是我一生第一次直接聽周總理作報告。周總理的報告,很快根據錄音整理刻印成冊子,我可惜沒保存一本,不過社會上肯定有人還保存有這個講話。
 

清華這段時間,是兩派互相寫大字報。我招集我班的十個人(十二個被工作組批斗的學生中,將蒯大富及另一位同學排除在外,以示和蒯大富有差別)寫大字報,“控訴”工作組對我們的“迫害”,同時也批判保工作組觀點,后來就落名“化902十人小組”。(這“十人小組”與蒯大富召集的寫大字報的十人不完全一樣)。我班另外有十七人集體寫大字報為工作組辯護,后來稱“化902十七人小組”(我班共三十個人)。
 

這時,北京城內興起了“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 舊文化 舊風俗 舊習慣”。結果是破壞文物,抄家等一系列破壞違法行為。在清華,保工作組這派的“清華大學紅衛兵”為表示“革命”,拆毀了清華二校門。那天,我聽到高音喇叭喊,要拖拉機開到二校門。據說,那天將“牛,鬼,蛇,神”(即被打倒的校級領導)叫到二校門搬拆毀的磚塊,一邊搬,一邊還得喊“我是牛鬼蛇神”,否則就挨打。這里插一段清華二校門的事情:
 

清華的二校門被作為“四舊”拆毀了(注意,不是蒯大富這派干的)。1967年在清華“井岡山”,即蒯大富掌權的時候,在這里建了一個毛主席塑像,林彪給題詞“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萬歲”,即“四個偉大”的題詞。落成時我們圍著他瞻仰。這是中國第一個毛主席塑像,之后塑像就象雨后春筍一樣在北京各高校,全國各地樹立了起來。我畢業后到甘肅工作,路經蘭州見到,在東方紅廣場也樹了一座毛主席像。清華的塑像是站立揮手姿勢,同學們紛紛留影,照片上寫“毛主席揮手我前進”。我班畢業前夕,全班在毛主席像前合影,現在我班每個人手中還有這張照片。文革后全國的毛主席塑像被拆除,清華的也被拆除了。文革之后某年,清華在原址照原樣重修了二校門,F在見到的,就是重修的二校門,清華已將之作為注冊圖案。
 

兩派紅衛兵混戰一陣子,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傳到了清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即反工作組的這一派就站了上峰。這時就有大字報提出中央“兩條路線”的斗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與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斗爭。這里將毛主席的這張大字報抄錄如下當作資料吧:
 

炮打司令部——我的我的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的是何等好!請同志們重讀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墒俏迨嗵炖,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顛倒是非,混肴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的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省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某一天中央電臺廣播,劉少奇在黨內的位置由第二位下降到第七位,接著通知下來,收繳劉少奇的書《論共產黨的修養》。這表明劉少奇已經開始被整垮。當時,我心中慶幸自己站對了隊。
 

蒯大富雖然是反工作組的第一干將,但是“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仍把他排除在外。9月份,蒯大富著手組建“井岡山兵團”。蒯大富這樣做,是有上面人的授意還是自己想的,我不得而知。我開始時猶豫,遲遲沒加入他這個兵團,蒯大富問我:“是不是害怕了?”我被他激將,就加入了“井岡山兵團”,之后由我主持成立了“井岡山工化系分部”,我任負責人。
 

1966年10月3日,在北京首都體育場召開10萬人的紅衛兵大會,江青等中央文革人員全在場。這個大會上,讓蒯大富擔當大會主席,這樣,就把蒯大富擺到了一個“革命英雄”的位置,很快就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
 

10月3日大會表明了文革小組對蒯大富的支持,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就猛烈擴大,毛澤東思想紅衛兵并入了“井岡山”兵團,“清華大學紅衛”就銷聲匿跡了,清華大學成了蒯大富的天下。
 

1966年約11月份,若干紅衛兵聯合成立“北京紅衛兵司令部”在人民大會堂開大會。江青,康生等人都出席坐在主席臺上,蒯大富作為“司令”帶領大家念誓詞“……生為毛主席而生,死為毛主席而獻身…”。自此,蒯大富就成了“蒯司令”。我參加了這次大會,坐在主席臺下前幾排,清楚的看到蒯大富與康生言談說笑。這個司令部稱為“第三司令部”,后來就簡稱“三司”。北京的紅衛兵司令部,第一個是以“清華紅衛兵”為代表的第一代紅衛兵組成的,是造黨委的反、保工作組的。“第二司令部”是反工作組的紅衛兵組成的。“三司”,可以認為是以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為代表的反劉少奇的紅衛兵組成的。
 

自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之后,全國進入了串聯高潮,坐車不要車票(在北京,一段時間內吃飯也不要錢),我在十二月份也出京串聯了一個月。我去了長沙。長沙也出現造反派和保守派,我與造反派有過接觸表示支持,但沒作具體事情。長沙城西是湘江,江中一個沙州,就是毛主席詞中的“桔子州頭”。湘江西岸是中南礦業學院和湖南師大,在岳簏山腳下。我游了岳簏山,山澗一處“愛晚廳”,說是毛主席讀書的地方;山頂有幾座辛亥革命元勛的墳墓。在長沙,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那時是湖南省委組織的,每天幾輛解放大卡車免費接送去參觀,每人還發一枚毛主席紀念章。
 

我與兩位遇到的北京的中學生,步行到寧鄉“串聯”。這里我做了一件當時是“革命”的,現在看來是很荒唐的事。寧鄉是劉少奇的故鄉,寧鄉縣城食品公司的櫥窗里掛了一幅畫—“劉少奇故居”,是一座高樓門大瓦房。我與這二位中學生寫了張大字報說他們保劉少奇,欲貼到玻璃上。公司的負責人馬上出來,沒譴責我們,客氣地說:“不要貼大字報了,我們馬上把這畫取下來。”第二天就不見此畫了。寧鄉縣政府客氣的給我們安排汽車票讓我們回了長沙。
 

五、井岡山兵團及其批斗王光美,毛主席接見蒯大富
 

現在回憶起來,清華“井岡山兵團”成立之始,就被中央文革小組操縱和利用,充當了打倒劉少奇的工具。當時這些學生自認為是“站在了毛主席革命路線上”,是一個光榮使命。“井岡山兵團”第一個到北京城游行,公開在社會上喊出“打倒劉少奇”的口號(我沒參加這次活動)。兩次“批斗”王光美,從身心上打擊國家主席,我參加了這兩次批斗會,寫下我參與的情況。
 

1、第一次“批斗”會

 

1967年1月6日,我班的一位同學帶了一伙人到建國門外“學部”,去抄楊獻珍的辦公室,希望找到“材料”批判楊獻珍。但沒達到目的反而連人帶車被關到了學部院內。井岡山總部辦公室主任潘某,讓我去調解將人要回來;貋碇筇煲押诹,潘告知我,王光美抓來了,批斗王光美,讓我集合工化系隊伍,先圍好主席臺。

 

原來是,那天王光美在北師大的女兒要在大會上做“檢查”(她支持工作組積極參與了批判學生),清華水利系幾個學生想到了一個鬼主意:他們將她控制住,連哄帶嚇,讓她給她媽打電話說出車禍了,在兒童醫院手術。女孩年幼無知不得已就打了這個電話。水利系的這些學生控制住了兒童醫院所有的電話不讓接,在兒童醫院等著。王光美在劉少奇的陪同下來了,這些人不顧劉主席及夫人的尊嚴,不顧王法,將王光美塞進吉普車就拉到了清華。我集合學生圍好西大操場主席臺后,高音喇叭響了,通知全校師生到西大操場開重要大會。很快操場上集滿了人。這種會總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或重大的人物來臨,所以學生總是積極來觀看。我在主席臺上,看到王光美被帶上來了,外面套了一件軍大衣。北京元月天很冷,這軍大衣是學生們去農村參加“四清”時借用的。這時,一位中年男子匆匆來到了主席臺,自稱是周總理的秘書,總理派來的。他說:“總理知道這事以后非常著急,打電話到清華沒人接。要我來向清華學生交待,一.王光美來了可以批斗;二.不能打她侮辱她;三.批斗之后送回去。”后來聽說,總理知道這事之后非常氣憤,說,“這是法西斯行為”。但是,在當時的情況下,總理也不能果斷地將王光美接回,只能采取折中的辦法派人來關照王光美不被打著。
 

批斗會毫無準備,學生亂哄哄的“批判”,王光美隨口辨答。我的感覺是,學生說不過王光美。因學生們只是按照報紙上寫的或聽說的王光美“罪證”來“批判”。這些寫的或說的“罪證”也不是真實的,王光美的辯護也就顯得有理。這次“批斗會”蒯大富不露面以做退路,實在怪罪下來就說是“別人瞎搞的。”
 

過了幾天,清華“井岡山報”整版刊登一篇文章“智擒王光美”。這時候的清華井岡山報發行量僅次于“人民時報”。蒯大富拿回這一報紙在宿舍對我說:“戚本禹說‘這文章真好,可惜人民日報不能登’。”這就是我所經歷的第一次斗爭王光美,也是我第二次見到她,F在回憶起來,是“井岡山兵團”,蒯大富等人的過激行為,是違法行為,我也就參加了這一事情。這事對中央文革來說是高興的。但可以假設,假若毛主席怪罪下來,中央文革的人又會把責任、罪行推到學生頭上(后來也沒聽說毛主席怪罪此事)。
 

2、第二次“批斗”王光美
 

第二次批斗會是1967年4月10日,是“中央”,是周總理批準的。此會事先做了準備。4月9日夜我的任務是派人守住各校門阻止人擁進清華擠會場。會場設在清華主樓前的廣場,主樓的跑車臺作為主席臺。體育學院的學生先到,負責維持秩序,將會場圍成幾個區域。我集合工化系全體學生和員工坐到最前排圍住主席臺阻止人們擁上主席臺。那天人山人海。主樓前廣場東西約300米,往南延伸,超出了校院直到五道口都擠滿了人,據說那天有30萬人參加,是群眾組織召開的人數最多的大會。我坐在主席臺西側第一排,王光美就站在我座位的前面接受批斗。主席臺東側的前邊,蔣南翔、彭真、楊尚昆、薄一波四人陪斗。批斗會開一段時間,將王光美帶入主席臺后的主樓內,休息一會兒被換個打扮再站出來。如各種報導上說的,王光美被打扮的穿件旗袍,用乒乓球作一串“項鏈”帶上。王光美不作反抗,但也不卑不亢站那里,任批判者怎么講(不準他說話)。我班的一位同學代表我班發言。某系有一位同學是在被工作組批判時去臥軌自殺弄斷了兩條腿,也安排了發言。
 

這就是第二次批斗王光美,我參與了這件事,是我第三次見到王光美。很快,批斗會的照片傳遍全國,現在,在網上還能見到個別照片。這次批斗會,是“中央”將王光美交到群眾組織手中受“批斗”、受污辱。這說明這時,毛澤東已成心將劉少奇打倒,將幾十年并肩作戰,出生入死的戰友當作仇人整治。    

 

批斗王光美,是對劉少奇的直接打擊。當時,這么一批學生抱著“忠于毛主席”的熱情,充當了打倒劉少奇的打手。當時是“革命行動”,現在看來完全是錯誤的。但是,這些錯誤行為,也不能怪我們,當時的年輕學生是受了利用。

 

3、毛主席接見蒯大富
 

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接見了蒯大富。那是一次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大會,蒯大富被應邀請上了天安門城樓,周總理將蒯大富介紹給毛主席。在毛主席伸手,蒯大富伸手,兩手將接觸時,記者拍下了一張照片。過幾天在宿舍,蒯大富高興的將照片拿給我看。受到毛主席的接見,那時是最光榮的事。這次接見說明了毛主席對蒯大富的支持。

 

六、清華井岡山的分裂

 

“清華井岡山”自其合并“毛澤東思想紅衛兵”開始,就有思想差別,就有權力之爭。有一股更激進的人,組成一個“戰斗隊”叫做“廿八團”,據說林彪在井岡山是“廿八團”團長,以此起名含義著象林彪那樣忠于毛主席。“廿八團”戰斗隊是蒯大富的嫡系部隊。而另一派人,似乎主張比較溫和、更策略的“革命”。后一派人在1967年4月14日召開串聯會,宣布對蒯大富獨立。自此清華井岡山分裂成兩派:“團派”和“414派”。我算是當然的“團派”成員。

 

這樣,清華大學就第三次形成了兩派,兩派都是造反派,而團派更激進。

 

井岡山分裂成兩派之后,工化系團派人認為我太軟弱,在一次會議上起哄推舉我班另一位同學當分會頭頭,我也有些厭倦不想干了,趁此也就甩掉了這一職務。幾十年之后同學再會時,我班這位同學說:“大定,你還記得不,是我把你趕下臺。”大家一笑了之。我雖然再沒當這頭頭,仍然是團派人,去參加了一些活動。記得主要的一次是“揪劉火線”,記述如下:

 

清華“井岡山兵團”一直把矛頭對準劉少奇,充當反劉先鋒。大概是1967年7月份,集合浩蕩的隊伍到中南海門口示威游行,高喊口號“打倒劉少奇”、“將劉少奇揪到清華批斗”。這一行動,據現在的說法是蒯大富受到了張春橋的指使。我不知道內情,但相信這一說法。當時我作為工化系的領隊人員之一參加的,在中南海西門喊了一陣口號就回校了。之后各校響應聲援,惟恐在“揪劉”行動上落伍,在中南海門口鬧哄了好多日子,把這稱為“揪劉火線”。指使學生們這么干,進一步表明了上面要打倒劉少奇。

 

清華的兩派爭斗,完全成了春秋無義戰,之后我基本上不參加派別活動了。8月1日,我得到不要錢的火車票回家玩。8月2日到武漢就知道了:8月1日武漢紀念毛主席橫渡長江一周年,進行橫渡長江活動。因為觀看的人太多,后面人將前面人擠到水中,淹死了幾十個人。順便記下這個事情。我到了家鄉湖北鄖縣。鄖縣當時出現了多個造反派,矛盾重重。我動員各派協調合作,沒起到什么作用就不再介入了,約9月份返回了學校。

 

七、我在清華分校

 

大概1968年春節過后,清華分校來了幾位“造反派”工人,要求井岡山派人到分校“領導革命”。團派總部派我去清華分校。我也想到四川看一看,就欣然答應了。清華分校建在四川綿陽青義鎮的小山坳里。文革前,清華、北大開始建分校,北大的分校選在漢中。我第一次進川,行馳在舉世聞名的高原鐵路寶成線上。記得當時車上非常擁擠。在彎道處看到前后車廂,車廂外,車廂頂上坐了不少四川老鄉,他們冒險這樣坐車外出或回家。到了清華分校,那時還只是一個未建好停工的工地,對外稱為“651工地”(意思是65年1號工地,北大的稱為653工地)。工地上約六十幾位職工,基本上是四川的年輕人,兩位清華1964年的畢業生分配在這里工作,當時就是管理職工,看好工地。由于二位老師被打成“保守派”,管不住這些職工,工地成了無政府狀態。我去之后,以井岡山的名義,與職工中的造反派頭頭,成立一個“井岡山兵團651分團”。他們很聽我的。但是我規定不準參與社會上的文革活動,要“抓革命、促生產”。管理工地具體該做哪些事,我卻聽二位老師的意見。我責令回家不上班的職工回工地上班,否則停發工資。這樣,就把職工組織了起來,作些能夠做的事。后來我回到北京清華時見到了這二位老師,他們稱贊我在那兒做得很好。這個工地在文革后變成了西南建材學院。

 

我在清華分校作了一件錯誤的事。那時,清華發生了武斗,“團派”派來一位同學(他原先在這里參與了錦陽的文化大革命,熟悉不少造反派)搞武器,要我出車配合。我派車同去了一次,但這次沒搞到。在后來的“清查516”過程中我交待清了這事,大概是核查屬實,也就沒有事了。

 

八、武斗,工宣隊進校與“紅衛兵運動”的結束,畢業

 

清華的團派和414派在1968年終于形成了兩派武斗。全國在此之前已經有了廣泛的武斗。例如我去的錦陽,兩派武斗死了不少人,一派的人被趕出綿陽城到山上“打游擊”;陜南的安康及平利縣武斗,我大姐家被燒。全國武斗應直接歸罪于江青“文攻武衛”的講話,支持和鼓動了武斗。北京市的高校好幾個先后發生了武斗。

 

全國武斗,尤其是北京高校武斗,說明了文化大革命已經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這是毛澤東原先沒想到的吧。這種情況下,向北京各高校派出了“工人階級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即“工宣隊”。工宣隊進清華時,受到了當時武斗占上風的“團派”,即蒯大富這一派的抵制,據說打死打傷工宣隊人員多名(從武斗到工宣隊進校,因我不在學校,具體情況不了解)。這時,毛主席又一次接見蒯大富。但這一次不是表揚而是批評、警告(當然,毛主席不會說自己有責任)。武斗最終消除了。學生歸到各班在工宣隊領導下活動。這樣,全國的“紅衛兵運動”也就完全結束了,學生們參加的文化大革命也結束了。

 

約1968年8、9月份,當時我在家接到同學來信,告知工宣隊進了校,將畢業分配,我就回校了;匦:罂吹“井岡山”的主要頭頭幾十個由工宣隊統一辦“學習班”,我班有二、三名同學在其內。各系,各班都由工宣隊管理。我班同學重新歡聚一堂。文革以來我班是全校、或是在全國最突出的班,同學之間形成嚴峻的兩派。兩年多過去了,兩派同學們似乎明白了,都是受害者,所以全班同學友好熱情。這時,大家一致推舉我當了班長。

 

這時候的政治氣氛是全國人民歌頌毛主席,宗教式的狂熱。工宣隊帶頭跳“忠字舞”,把那首歌“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太陽……”編成舞蹈集體在廣場上跳,我班也全體學會了。工宣隊帶學生并不上課,只是每天學“毛選”,熟背“老三篇”:《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新出版的毛主席語錄更精致,林彪寫了前言:“毛澤東同志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列主義者……”。這么長的前言譜成了曲,大家一齊合唱。

 

記下一件事,“老九”的來歷:

 

不知誰先想出這個名字,1968年下半年知識分子自稱“老九”,或者“臭老九”,表明了知識分子社會地位的低下。老九的排列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叛徒、特務、走資派、知識分子。原詞出自于《智取威虎山》劇中座山雕的一句話,封楊志榮為“老九”。毛澤東時代知識分子一直是被打一把拉半把,又被打一把…,反右時被打倒到最低谷,文革時又被打倒到最低谷;貞浧鹞覀冞@一代人,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小學的時候唱“六月里花兒香……”是祖國的花朵。上中學時,毛主席在莫斯科對中國留學生的講話:“你們是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上大學后是“根紅苗正”,文革開始成了“紅衛兵小將”。 小將們響應毛主席的號招,積極批判資產階級。沒想到,將畢業了,就被冠以“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變成了“臭老九”。 “老九”這個名字流行好多年,直到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這個“老九”的帽子才被摘掉。

 

再記一事,“師傅”稱呼流行的原因:

 

文革中一直宣傳“工人階級領導一切”。工宣隊進校后領導全校,工人中普遍稱“師傅”,所以對工宣隊中每一個人都稱“師傅”。這一稱呼一直流傳到社會,時興了好多年。

 

臨畢業前的一件大事是中國共產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召開(1968年10月13~31日)。那天通知說有重要新聞組織全體學生聽廣播。廣播的是八屆十二中全會會議公報。公報說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聽了廣播之后每個人都沉默不語。在這前一年,我還積極參與了“打倒劉少奇”的運動,但是,運動發展到這種狀態時,心中對文化大革命也產生了懷疑,F在看來,這次全會完全是一個錯誤的大會,對劉少奇作了完全錯誤的處置。用黨的大會來撤銷國家主席,也是破壞憲法、以黨代政的極端做法。

 

1968年12月份,在我們將畢業分配時,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教育……”這樣,城市里幾乎所有的中學生都到農村“插社插隊”。這實際上是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課鬧革命的學生,以收拾局面。文革十年,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造就了一代新的文盲和半文盲,形成了科技人員的十年斷代。這是對中華民族的犯罪之一。

 

我們當時還是統一分配,貫徹的是服從分配,黨叫到哪就到哪。我班的分配情況是:包括我,七人分配到核工業部的企業,我分配到核工業部甘肅七九二礦,但是先到沈陽興隆店部隊農場勞動。蒯大富分配到寧夏青銅峽一座冶煉廠。還有部分同學是分到甘肅、河南各省再二次分配。

 

要分別了!同窗六年風風雨雨,留下了無盡的感情,全班同學在二校門毛主席塑像前合影留念。我因為是元月10號到農場報到,之前這十多天的日子又回不了家,所以就在學校送走了每一個同學,才踏上去東北的列車。

 

九、文革對我畢業后的影響

 

因為在校時參加了文革,當了造反派,又與蒯大富同班同派,對我畢業之后產生了不少影響。

 

1、清查“516”。大概是1970年吧,全國開展清查“516”,說是一個反革命組織。從中央到地方成立了一系列清查“516”辦公室。在我工作的單位七九二礦,要求北京來的學生每人填了一張表,說明文革中的情況,是否參加“516”組織,文革中犯了什么錯誤,現在怎么看。我寫道:“沒有參加所謂的‘516’組織,也有沒任何人來要我參加這個組織。文革中當了造反派,當時是符合中央精神的,F在說當時中央錯了,那我也就錯了。”緊接著,我就被 “辦學習班”。所謂的“學習班”是文革中興起的一種管制人的辦法,全稱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實際上是被看管,交待“問題”。這時,單位上就出現了“揭發”我的大字報。大標語,一張大紙一個字的標語寫道:“蒯大富的黑干將王大定必須老實交待!”“王大定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我被單獨安排在一間房子里,被人看管。這是我第二次被看管。這次我心中是不害怕的。因自己知道,我沒參加武斗,沒參加抄家、整干部等,也沒參加秘密組織、干秘密的事。而參與了文化大革命,那是當時的形勢,隨大流參加的。我說,我若真有什么事情,也不會輪到由七九二礦來清查,就會揪回清華去交待問題。我笑那些積極參與揭發批判的人。每次政治運動總是有人充當積極分子去整人。

 

看管我的人,開始的些日子還每天陪我,過些日子也就不管了。后來知道,礦里派人到清華調查我的事情,清華回答是沒事情,所以也就不管我了。這時也不讓我上班,工資、勞保都照發。我寫完“交待”也就沒事可做,就學做木家具。結果,我的家具做的還不錯,還有人來請教。有一對木箱是我精工成果,從上山砍木頭到油漆都是自己干的。雖然家中已換了兩代家具,這對木箱還在家中留作紀念。

 

把我清查了半年多,結果不了了之,把我寫的“交待”后來退給了我,我還在家保存著。

 

2、考研究生不錄取。大概是1978年吧,恢復考研究生,我報了中科院化冶所(現在改名為“過程所”)郭慕遜先生的研究生,他是全國“流態化”方面的權威。我總分考了第一名。當時我還沒接觸過“流態化”工程,看了《有色金屬》之中刊登的、化冶所關于“流態化”的文章,針對其內容,我寫了兩篇文章。據歐陽番校友(1964年清華工化系畢業,郭先生的研究生)說,郭先生見了我的文章之后說,看來這個學生是有見解的。但是最終我沒被錄取。原因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科院與清華相鄰,同時初選上的清華的學生也有多個,有人夸大我文革中的事以便擠掉我。后來,我寫的這兩篇文章都發表在《有色金屬雜志》上,說明我的文章有獨到之處?佳芯可鷽]錄取,影響了我一生的道路。

 

3、提升職務受阻。在七九二礦,我業務突出,當1980年恢復職稱制度時,即晉升為工程師,當時在甘肅省鈾礦冶公司下屬幾個企業我是唯一的一名1968年畢業生。但是行政職務受阻。有一任礦長會上提名我擔當某職務,人們就以文革事情否定提名。當然,行政職務上不去有多個因素,文革影響是其中之一。

 

4、工作調動受到波折。因夫妻分居我要求調動工作。曾經欲往襄樊調動,又一次欲往十堰東風輪胎廠調動。但都因文革的事給否定了。直到1985年往臨潼化肥所調動,檔案中的有關文革的清查材料都去掉了,才調動成功。

 

5、阻止我當人大代表。1989年我調回家鄉,十堰環保局下屬環科所,那年選舉區人大代表,環保局系統出候選人一名。幾位大學畢業生在會上提我的名,在局表決成了候選人。當時,有個別人因其他原因與我有矛盾,以文革的事舉報到區人大。區人大例行公事作了調查否定了舉報。這次,我在選舉片以第一名票數當選了區人大代表。

 

十、有關文化大革命的幾點看法
 

文化大革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發生的一件大事,很多人對之研究。我作為參加者也談幾點看法,供研究者參考吧。

 

⒈毛主席為什么要發動文化大革命?

 

①我同意一種觀點:毛主席要奪回權力。毛主席原先身兼四職:黨的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政協主席。后來,國家主席被讓了出來,毛主席感到自己被架空了。1958年搞大躍進、打鬧鋼鐵、人民公社,給中國帶來了經濟困難。困難局勢后來雖然扭轉了過來,但是毛主席的威信降低,一個人說了算的地位受到威脅,所以要奪回權力。

 

毛澤東有嚴重的封建帝王思想。全國人民喊他“萬歲”,他的詞《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將自己比過歷代皇帝。他寫給郭沫若寫的詩《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以及反右斗爭等,可以看出他推崇秦始皇的專政制度。毛澤東要把自己擺到特殊地位,其他的黨領導并不認可,其他的黨領導只愿將他當作班長,而不愿將他當作帝王。這樣,就要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人以建立自己的絕對權威。

 

②文化大革命以批判《海瑞罷官》為導火索,說《海瑞罷官》是為彭德懷翻案。這可以看出,毛主席要進一步整彭德懷。毛岸英在朝鮮戰爭中犧牲,雖然怪不得彭總司令,但痛子之心人人皆有,何況毛主席把接班人的希望寄托在毛岸英身上。更使毛主席痛恨的是,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公開向毛主席提意見,懷疑“三面紅旗”,為農民叫苦。毛主席罷了彭德懷的官還不解恨,文革開始不久,就要周總理指使地質學院造反派把彭德懷揪到北京批斗。

 

③把“班”交給誰?顯然,毛主席不愿將班交給劉少奇等位。那就要打倒這些人。 “培養接班人”是一種變相世襲,金日成、蔣介石都將權交給了自己的兒子。若不是自己的兒子,培養的“接班人”也可以延續自己的權利。

 

④一種說法是:毛主席錯誤地估計了形勢,把階級斗爭擴大化了。我不贊同此說法。 “階級斗爭”歷來都是用來打倒政敵的工具。被打倒的人都被冠以“資產階級分子”。毛主席是一直要打倒一批人,所以一直強調“階級斗爭”。

 

⑤ 一篇文章說:“防止出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文革那時,我深信這一觀點,現在看來并非如此。

 

什么是修正主義?最早說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其實是南斯拉夫較早的抵制蘇聯的控制。又說蘇聯“變修”, 其實是蘇聯與美國開始了有限對話,望緩和對立形勢。我們直到七十年代,才認識到應當與美國和解、建交。蘇共批評了中國的大躍進,中蘇交惡,蘇聯單方面撤消對中國援助,中國的經濟受到很大影響。阿爾巴尼亞與蘇共對抗,我們稱阿為“歐洲的一盞明燈”。當阿向中國再騙不到援助時,就分道揚鑣了。

 

什么是“資本主義復辟”?

 

的確,對于怎樣治理國家,黨內是有不同的觀點。據說,劉少奇主張只沒收官僚資本、帝國主義資本,鐵路、礦山等國營,而保留私人企業。這在文革中被批判成“黨內資產階級代表”、“說資本家剝削有功”。毛主席是要沒收一切私人經濟。結果,搞“城市工商業改造”,所有的工商業全部“公私合營”,連個體攤販、手工業者也被合作化,被管了起來。沒收私人資本,并不是毛主席的發明,秦皇漢武早就這樣做。毛主席把秦皇漢武與社會主義相結合,對私人資本沒收的更徹底。這種完全的國有化,使我國與英、美、日等國相比發展慢了、差距更大了。直到毛主席去世,才來“改革開放”,搞市場經濟,鼓勵私人企業,F在的改革開放,若按照毛主席觀點,是實實在在的“資本主義復辟”,但是,卻是正確的。

 

在農村,為了“防止資本主義的發生”,搞農業合作化。毛主席一句話:“還是人民公社好”,全國搞人民公社,上下干部對問題視而不見,而是迎合毛主席,虛報畝產千斤、萬斤、十萬斤的高產“衛星”,結果,帶來了三年“自然災害”。 人民公社政企合一(戰國之前的農奴社會是政企合一),社員既沒有人身自由,又沒有個人生產資料,在大田干活出工不出力,全國人民餓肚子。毛主席去世后,取消了人民公社,把地重新分給農民,鼓勵個體經濟,全國人民生活猛然提高。若按照毛主席觀點,這也是“資本主義復辟”。

 

⑥還有一種說法是,毛主席看到中國形成了一個官僚集團;為民著想,要打倒這個階級,才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一說法我也不愿認同。假如說中國有了一個官僚集團,毛主席就是這個集團的最高代表,不可能帶頭來打倒這個階級。文化大革命一度取得了勝利,中國成了一個什么社會呢?每天喊萬壽無疆、身體健康,背毛主席語錄、跳“忠字舞”;九大,在一個民主集中制的黨的黨章寫下了毛主席是偉大領袖、林彪是接班人。這是一個更落后的官僚體制。

 

看到官僚集團貪污腐敗成風,現在有的年輕人,企望再來一次文化大革命整制這些貪官,所以認為毛主席是為民著想。我認為,腐敗一定要整制,但不能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

 

⒉為什么要用文化大革命的形式來打倒劉少奇這批干部?我認為,這是毛主席看到,若是通過中央委員會表決,自己是得不到多數的。所以成立一個“文革小組”,甩開中央委員會號令全國。當劉少奇等人被打倒之后,再重新圈定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及接班人。

 

⒊毛主席為什么能夠發動文化大革命并一度取得勝利?普遍的說法是因為毛主席威信高。我認為,這不是主要原因。光憑個人的威信,不可能有力量打倒那么多人,尤其是包括劉少奇在內的這么多高級干部。我認為主要原因:

 

①毛主席精通、活用帝王之術,玩弄權臣于掌股之中。例如,建國之后,不象劉邦那樣殺功臣,不象趙匡胤那樣“杯酒釋兵權權”, 也不象朱元璋那樣“火燒慶功樓”,而是調離多個元帥當部長。再例如,文革之前就采用削羽之策,打倒彭、羅、陸、楊,改組北京市委,并且掌握準了,中央常委誰也不敢反對。

 

②毛主席掌握了軍隊。毛主席是推崇“槍桿子里出政權”的人,自任中央軍委主席,緊緊的控制了國防軍,公安部隊及警衛部隊。1959年毛主席罷了彭德懷的國防部長換成林彪 。文革前夕撤羅瑞卿,換得林彪支持。謝富志掌握公安部隊,汪東興掌握警衛部隊,一個個高干(包括劉少奇主席)的性命都被毛主席掌握,誰也沒力逃脫。

 

③建國后,毛主席就擺到特殊地位,被稱為“萬歲”。中國的國情,人民約束不了執政黨,黨約束不了毛主席;沒有正常的法律程序,或者說法律虛設。毛主席掌握著人事任命權,好象帝王,一道圣旨下,勝過十萬兵,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劉少奇作為黨的副主席、國家主席,也不能用黨章、憲法保護自己。國家的民主制度、黨的民主制度是我國的一個嚴重問題,。若民主制度健全,是不可能發生文化大革命這種事的。直到現在,各級黨政機構仍然是一把手說了算,這是產生腐敗的原因之一。

 

④有林彪、江青 、姚文元這么些人,他們要打倒一大批人,搶奪作黨的最高領導權。所以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領頭人物。

 

⑤多年的宣傳,搞個人崇拜,迷惑了不少人。象我這樣的人,當時都是毛主席的崇拜者。所以,文革一開始,就積極響應,“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起來“造反”,成了毛主席的支持者。

 

⑥一定程度上也是利用了民心。建國后,形成了一個官僚機構,人民有所不滿。所以,毛主席一旦發出號召,就出現了那么多造反派組織,支持文化大革命。.

 

⑦各級干部明哲保身,對毛主席既有約束之心,又有迎逢之意。例如,毛主席要打倒彭德懷、周小州,要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沒有人敢為他們說句話,甚至為虎作倀積極批判。文革開始,以表示“緊跟”,讓子女們積極參加,批判“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周總理也支持文化大革命,聽從毛主席的指使,而又將某些指使軟化一些,例如對不少干部進行保護。周總理可能是在毛主席的淫威下,無能為力、等待時機吧,所以迎逢毛主席,支持文化大革命。但是,一旦時機到來,他毫不手軟的置林彪于死地。

 

⒋對“紅衛兵運動”的看法。所謂的“紅衛兵”,開始是一群被愚弄的學生(包括我),帶著對毛主席的熱愛、帶著革命積極性(實際上是宗教式的熱情)參加“造反”的群眾組織,“紅衛兵”被毛澤東利用,充當了毛澤東打倒政敵的沖鋒隊。后來,演變成了群眾團體、派系之間的斗爭。當政敵打倒后,紅衛兵就是多余的了,就被拋棄。1970年,所謂的清查“516”運動,這些人就被清查,不少人就又一次失去自由,多年來政治上受到歧視。當毛澤東去世之后,恢復權利的人,把對毛澤東的仇恨發瀉到蒯大富等人身上,將蒯大富等人判刑。

 

⒌ “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呢?當時人們認為是一場“革命”,我現在認為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為了建立個人專權、又有一批人要爭奪接班人而要打倒一大批干部而發動的一場運動,給中國帶來了動亂,給人民帶來了災難。

 

十一、清華化902班同學畢業后的概況

 

我班同學的分配情況前面已說了。到工作崗位后,基本上都擔任重要技術工作,F在大多數都退休了。這里特別記下兩位同學。

 

第一個就是蒯大富。他畢業后分配到寧夏清銅峽304廠。不久,開始清查“516”,被“楸”到北京清查。之后安排在東方紅煉油廠勞動。毛主席去世后,逮捕了“四人幫”,蒯大富、聶元梓、王大斌、譚厚蘭、韓愛京也被捕。在審判“四人幫”的記錄片中我看到了蒯大富。蒯大富被判17年徒刑。他并不承認自己有罪。我同意他的觀點。一次,到清華參加一個學術會,見了大學班主任曾憲舜老師,提到了蒯大富。我說:“蒯大富有什么罪?”曾老師說:“總得有個代表人物吧。”據說,胡耀邦主張不追究學生。但是,鄧、王光美要追究。1993年校慶,是我畢業后第一次見到蒯大富。那時他已出獄幾年,妻子是北大畢業生,已有了一個三歲的女兒。當時,是北京的一個公司聘他當總工。但是,北京市委不允許他在北京,據說是王光美說了話。他去了常州工作,常州市委又趕他走。憲法規定了居住自由,就算蒯大富犯了罪,但是已服刑17年,恢復了公民權,不該再受限制。后來他去了深圳,改名“戴明”,與人合伙做生意。日久真名也就公開了,F在他的生意還不錯,搞音響工程,業務接到北京等全國各地,已少有資本。這也是他能力的體現把。

 

另一位同學是歐陽平凱。他大學時學習就很好,恢復研究生招考時考取了清華工化系蔣維均教授的研究生,研究生畢業后到南京化工學院。歐陽學術有成,當上了工程院院士、國家生物化學首席科學家、南京工業大學校長、黨的十六大代表。在他的辦公室,我見到了他與胡錦濤握手的照片。歐陽平凱是我班的佼佼者,大家為他自豪。
 

王大定

2004年12月于江蘇江陰初稿

2005年12月于河南許昌續改

 

在農場接受再教育

 

大學畢業了,我分配到核工業部七九二礦。我班共有七人分到核工業部的企業,但是先不到單位報到,而是先到東北遼寧新民縣興隆店部隊農場勞動。1968年12月份,在我們將畢業分配時,毛主席發表了最新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樣,城市里幾乎所有的中學生都到農村“插社插隊”。這實際上是為了疏散城市里那么多停課鬧革命的學生,以收拾局面(后來,1966、67、68年的高中畢業生被稱為“老三屆”)。那時,大量的解放軍參加農場勞動,參加軍事工程建設或公路鐵路建設。我們到興隆店一個部隊農場“接受再教育”。正是最冷的時候到了東北,東北比北京冷得多,到處都是冰凍。我們住在興隆店的一個學校里,學校因文革已停課不止一年了。學校宿舍是土坯房,兩對面大炕,我們一人占60厘米順排在大炕上睡覺。

 

 

當時的政治形勢是,似乎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全面勝利,全國人民忠于毛主席,每天背毛主席語錄,喊“萬壽無疆”。我們受部隊派的干部管理。每天“早請示”“晚匯報”:早上起床,先集合到毛主席像前,揮動毛主席語錄喊“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永遠健康!”,這是“早請示”;晚上睡覺前,又要喊這一段話,是“晚匯報”,F在回想起來,這是多么可笑的事。但是,中國確實有這一段歷史,記錄在此。

 

農場的勞動是繁重的。我們這三個連隊,是這年清華大學、衡陽礦業學院分到二機部的學生?墒俏覀冞@批學生并不怕累。                        

 

責任編輯: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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