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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瑜談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

來源:創新文學網 作者:趙瑜 時間:2021-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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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瑜,1955年生于山西長治。1978年開始發表作品,1988年調山西省作家協會為駐會專業作家。正高二級,F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 

  作品《中國的要害》《太行山斷裂》《但悲不見九州同》《第二國策》《革命百里洲》等,參與和推進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發展,尤以體育三部曲《強國夢》《兵敗漢城》《馬家軍調查》影響深遠;近年完成《革命百里洲》《犧牲者》(三卷)《晉人援蜀記》《尋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嶺的訴說》《火車頭震蕩》《籃球的秘密》《野人山淘金記》《少年劫》《真相調查》等多部長篇紀實。作品先后獲得當代文學獎、中國作家大獎、中國潮百家期刊獎、全國首屆環境文學獎、三屆趙樹理文學獎、三屆徐遲報告文學獎、第三屆魯迅文學獎、中華優秀圖書獎;1992年獲國務院特殊津貼獎勵,2005年由《中國作家》評選為“二十年最有影響作家”之一,2006年獲山西省五一勞動獎章;影視作品有《內陸九三》《趙樹理》《大三峽》等80余部集,獲全國首屆紀錄片學術獎、最佳撰稿獎;作品《強國夢》、音樂電視《莊稼漢》分別入選全國大學教材。山西作協編有《趙瑜研究資料》,出版有《趙瑜調查》《趙瑜批判》《特立獨行話趙瑜》等專著。系我國當代紀實文學領域代表作家之一。

 
 
 
 
 
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
——兼答江雪等文友
 
 
 
 
一、提出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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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巴金的黛莉》修訂版
 

  長治江雪等文友,原先做新聞工作。近日收到她寄來的報告文學集,伴有真誠來信。她和不少記者朋友一樣,有寫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奮。但他們不約而同談及一個困惑:新聞記者采寫報告文學,具備媒體優勢,原以為與這紀實文體算是“近親”,幾無隔閡,因而感到難度不大。但在寫過幾年又發表了一些報告文學之后,卻發現讀者反映一般,社會效果不強,各方面評價難盡人意。這時,真正感到寫好報告文學并不容易,極欲提高一步。五月里,山東作協舉辦報告文學高研班,學員中有不少報社和電視臺業務骨干,竟也紛紛提出了這一難題。我前往濟南時,與班上的文友交流一課,發現此類問題超過一半。

  我與江雪并不相識,只是從來信中得知,她同樣經歷了曾經積極寫作報告文學進而深深困惑這一過程,她懷疑自己是不是走了彎路?我由此重提這個老問題:新聞通訊與報告文學不易區別,兩種文體之間界線模糊,往往將不少青年記者和學做報告文學的朋友帶入誤區。老問題在現實中依然存在,且具有相當普遍性,值得我們探索。

 
 
 
 
二、兩者之間確有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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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界線模糊,因而產生創作誤區,是因為兩者之間確有不少相似性。

  過去,有一些紀實文學選本,常常把報告文學和優秀通訊報道作品一起收進來,例如《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等等。這兩種文體有一個最大相似點,就是非虛構寫作。西方報告文學最早脫胎于報館,因而理論界概括報告文學特征,頭一條就說她具有新聞性。確實,新聞作品與報告文學都不允許虛構和編造。都必須在真實的人物與事實基礎上完成寫作。這種“天性”構成了一種相似的外表——都寫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說和戲劇。

  新聞工作者與報告文學作家,其敬業本質也很相似:堅持科學理性精神,反對愚昧盲從。對真善美弘揚贊美,對假丑惡鞭撻批判,還要勇敢地揭示事實真相。美國《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不懈探究,以四個月時間采訪了上千人,最終將真相公諸于世。民國時期的范長江行程萬里,寫出《中國的西北角》,此類行動,與優秀報告文學作家沒有區別。

  從這里引出另一個相似性: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作家在采訪調查中,都將面對許多不可預見因素,工作方式幾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為我們共同的樂趣。新華社記者楊明采寫《足球黑哨》,我寫《馬家軍調查》,開筆之前,都是如此,結局越是未知,越讓人窮追不舍。優秀記者敢于進入臥底狀態,紀實作家親臨現場直接體驗,行為一致。即便是進行歷史題材寫作,記者和作家也特別強調實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環節,大家就會感到無法工作。這就與學者撰寫理論文章大不一樣。

  你看,新聞寫作和報告文學,與小說、戲劇不同,與理論研究不同,自身之間卻很相似。讀者在閱讀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時的心態,也非常相似,人們都把這類文章當作真實文本看待了。這樣的相似性,還能舉出好幾條來。正因為有著這么多的相似性,所以迷惑了不少年輕的記者和作者,也使得江雪等朋友們對于寫好報告文學產生了動力。

  當然,還有一種令人無比遺憾的相似性,由于時弊使然,當大批假新聞紛紛惑眾亮相之際,同樣會有眾多偽報告文學欺世刊行,讀者憤慨,卻很無奈。

 
 
 
 
三、歷史淵源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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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兩種文體具備這么多相似性,為什么年輕記者仍然難以寫好報告文學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之間,還有著更多不雷同不相似,并且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就像兄弟倆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營生變了,老大種莊稼,打下糧食保人活命,老二種樹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與老二之間,功能都很重要,產品用途不同。擅長豐收精糧的記者,不一定能夠種好樹。

  新聞記者與紀實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樣?

  首先,從歷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中國文字誕生三千年,一直沒有催化出新聞專業,如果一定要拿紀實文體向上追溯,卻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馬遷通過采訪寫了《史記》,沈括根據調研寫了《夢溪筆談》。司馬遷講“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們接受了下來,終以大批優秀紀實散文構成中國正統文學主體。而表達孔子宏大思想的《論語》,幾乎就是一部與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實錄體”結晶。此后,種種古今文藝作品也大多基于寫實。唐詩凡副標題或曰小序,都要說真事兒,《西游記》里寫玉皇大帝,也是照搬社會生活。戲劇一多半取材于史實。而中國近代新聞業、報館即現在常說的“新聞媒體”,同西醫一樣,都是19世紀清朝晚期才從西方傳來,到民國年間得以大的發展。如此說來,如果報告文學寫作照著古人學習,照著中國傳統文化尋覓靈魂,可能還是一條正道,也是一條近道,照著西方新聞報道去學習,反而繞道了。因此,隨著近些年專業分工越來越細,新聞媒體日趨盛達,報告文學走向成熟,在報告文學專業內部,基本上不再提倡作品的新聞性,而以“現實性”思考取代之。這一項差異,不知道習慣于新聞寫作的江雪等朋友們注意到沒有?很顯然,寫好報告文學,更需要加強文化準備而不僅僅是做好新聞準備。昨天,我到山西朔州一個叫吉莊的村子去,研討作家郭萬新所著《吉莊紀事》和《吉莊草根》兩部作品,還談到《人民文學》發表的《梁莊在中國》等作品,情況都是如此。思想文化準備結合社會學田野調查方法,影響著報告文學的現實轉變,其中的新聞性,反而退位下來,一直退到報刊、電視和網絡背后去了。

 
 
 
 
四、現實使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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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淵源不一樣,現實使命也不相同。大多數通訊報道的寫作,其動因來自作者單位的任務安排,至少須征得主管領導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經過程序審核,最終在本報安排大版與讀者見面。也就是說,通訊報道往往不是自我寫作而是新聞單位的職務行為。相反,在報告文學業內,少有單位任務安排,多屬作家個體勞動,最提倡獨立思考,特立獨行,自我體驗,探索發現。作家背后常常少有單位支撐。即使是作家協會體制內的專業作家,其創作也是個體性質。寫作相對自由時,采訪也更加艱難。這使我想起了電視臺拍攝專題片和獨立制作人拍攝紀錄片之間的差別,后者的成功極不容易,而人文價值和審美價值卻高于專題片。

  梁啟超先生在近代新聞報刊崛起之初,就大力提倡“時政文體”,首次提出“喉舌論”,在當時引起巨大震蕩。正因為這樣,近百年來,報社或者電臺、電視臺的記者,一出門就有了特定身份。記者的采訪主題代表著所屬媒體,或表揚或批評,常常不由自主。所談內容,多以當前行政公務即業務、本事為主體,還要保持政治傾向性。被采訪者沒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個人閱歷的義務。記者盡管已經政治化亦應保持相對中立客觀立場,不允許將主觀色彩、情趣好惡肆意鋪排。這一準則從采訪開始一直貫穿到寫作當中。新聞報道作為媒體單位的傳聲筒,也可以“斷章取義”地報道一人一事一個側面。而報告文學作家與采訪對象打交道,并不具備特定媒體身份,不是老鄉就是同學,不是來客就是朋友,不是學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總之他只是一位個體探訪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獵采訪內容也非常廣泛,從行政公務到思想履歷,沒有一定范圍,談得越深越好,嘻笑怒罵無妨。作家總是問了這個人,又問那個人,先探究一個側面,又佐證另一個側面,反復置疑,多重多義。半個真相不滿意,整體真實是追求。既尊重客觀事實,又表達主觀傾向,作家主體創作意識至上,作品主題不一而足。簡單說,通訊報道要負載使命體現媒體意志,報告文學要飽含個性書寫作家情懷。這種差異,不知是否引起了江雪等年輕記者的充分注意?

 
 
 
 
五、采訪辦法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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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通訊報道和報告文學,作者都必須通過采訪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能動筆。前頭說過,這一條是相同的。但是,采訪的具體辦法,兩種作者的工作方法,卻差別很大。記者們在多數情況下,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名人或者大忙人,彼此間頗不從容,有時候能搭上幾句話就算不錯,因而常常以問答方式突擊采訪。主人翁當下正在進行中的、表面化的行為和語言,處處重要,皆可入筆。二戰后,一位記者堵住艾森豪威爾將軍,擠上去只問了一句話:您對青年有何忠告?就很滿意了;對待各種事件時,報刊也總是希望越奇異越好,倘若名人出點事,報刊積極性更高。記者們常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一語中的。日常事,普通人,不入報刊法眼。記者們如果沒有挖出什么新鮮玩藝兒來,便被讀者認為功夫沒有下夠。同時,通訊報道作為“放大了的新聞”,先天需要棄舊迎新,見異思遷,不停地適應新生活,新任務,因而匆匆完成一檔稿子后,即被又一檔新浪覆蓋。記者調研寫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長期專項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專業水準,鉆研過深,讀者反而看不輕松了。新聞新聞,重在一個新字。正常情況下,記者們對一篇通訊報道進行采訪,往復次數不多,所耗時間亦短。好記者的素質正是迅捷、敏銳、干練、雜學;反觀報告文學作家,在創作前進行采訪,除緊急情況外,一般來說,恰恰不會滿足于簡單問答,也不樂意僅僅采訪一次兩次就匆匆動筆。作家認為,采訪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價值取向差不多,對待恒久不變的日,嵥樯詈推娈愅蛔冎,均不看輕。甚至,解讀奇異大事突變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視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從積累到爆發的全過程,希冀著將事物的內在規律總結出來,交付讀者。我寫《革命百里洲》時,就生怕在當地駐扎時間太短。有時一住數月,先后往復了好幾次。有的作家甚至長期鉆在行業內部不出來。比如徐劍在二炮部隊寫導彈,李鳴生在國防科工委寫原子彈,他們恐怕這輩子也出不來了。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與記者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把自己變成了與作品同生共長的一個組成部分。許多報告文學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一生追念那個行業,熱愛那片土地,直至被讀者譽為專家、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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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為了寫好關于朱德生平的紀實文學作品,先是于1937年初留駐延安,與朱德等領導人建立深厚友誼。而后,當朱德前往血火硝煙的山西前線之時,史沫特萊緊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從陜西東渡黃河,隨朱德及八路軍總部轉戰雁北和太行山區,風餐露宿,馳騁沙場83天。在此期間,她有時與朱德在行軍途中邊走邊談,有時只是在一旁冷靜地觀察朱德的言行。她說:“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談,可以跟他交換情況,也可以閑扯一陣兒。”最終完成了《偉大的道路》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萊的采訪方法,與普通媒體記者的工作已經大不相同了。于是,我想向江雪等文友提一句:為了寫好一部報告文學,你是否有過“緊追不舍”或者長期沉浸于親身體驗之中的類似情況呢?
  這時,報告文學作家已經近乎于一名專業同行,他的采訪,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不這樣做,就不能誕生深入細致同時又動人心魄的報告文學。

  也許,一些文友們會說,記者工作繁忙,任務緊迫,客觀上不允許我們如此深入生活之中。這恰恰引發出一大現象來:通訊報道的寫作,往往舍棄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譬如江雪,她非常熟悉長治縣周邊的城鄉生活,因為那里是她的故鄉,也是她生長的地方,人物演變盡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寫好報告文學,包括寫好其他文藝作品,基礎正在于此,靈魂正在于此。而不少年輕記者們,卻偏偏把這一堆寶貝舍棄掉了。梁鴻寫就《梁莊在中國》,喬葉推出《喬遷記》等非虛構文學,廣獲好評,正是從自己最熟悉的故鄉獲得了筆底故事。她們幾乎不需要去做問答式的采訪,只管從心靈深處寫開去,人物事件是層出不窮的。不少記者卻不得不去匆匆采寫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內容,棄熟而就生,棄深而就淺,這多么可惜?

  久而久之,習慣成自然,你看,由于記者和作家的采訪辦法不同,作品反映生活的廣度和深度,也就大相徑庭了。

 
 
 
 
六、立意構思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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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頭說,通訊報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務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寫作必須在短期內完成,或曰盡快完成。報告文學則有時較快,有時較慢,快些更好,慢也無妨。有些作品需要經過多年磨礪才能完成。有時候,寫出作品當下很難發表,只好等待。我寫完《太行山斷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轉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廣東發表;《馬家軍調查》等了三年始發;2006年寫完長卷《犧牲者》,眼下早已七年過去,仍不能問世。此類現象在報告文學業內屢見不鮮。換句話說,真正從事報告文學寫作,就要明白:作品發表無從保障,作品完成耗時較長,而且沒有報刊必須為你推出。不知江雪和年輕的記者們,你是知難而進呢,還是知難而退呢?請鄭重抉擇。

  寫作通訊報道,普遍偏短怕長,寫作報告文學,普遍偏長怕短。記者們擅長萬字以內寫作,構思作品總會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寫不好短篇紀實,又是反過來構思長篇習性泛濫的懲罰。重視這一差別的要義,在于提醒青年朋友們注意:兩類文本上的立意與結構大不相同,通訊報道不提倡也不需要文藝作品的審美標準去謀篇布局,而優秀報告文學卻必須運用文學藝術的立意和結構方法,努力追求思想與藝術、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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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報道旗幟鮮明,直奔主題,報告文學色調復雜,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題反而簡單化了。這里以撰寫體育題材為例:通訊報道為了滿足讀者的閱讀饑渴,常常強調運動員特征特色,重視技戰術分析,褒貶教練員業務能力,突出比賽結果,弘揚奧林匹克精神;報告文學盡管一度也曾這樣表現,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賽事背后的故事,追問體壇群體的精神世界,關注他們的人生命運,揭示讀者百思不解的矛盾沖突,拓展全社會深層內涵,直至置疑金牌,升華人性主題。我寫過幾部有爭議的體育類作品,都是一個指導思想:雖然書寫體壇,卻要超越體壇,重在體育比賽之外的悲喜劇。作品引發爭議是好事情,可以促進讀者思考,只要對大局有利,自己或對或錯都不要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報告文學也要經受實踐的檢驗! 

  正因為如此,通訊報道最終歸入了新聞范疇,而報告文學最終歸入了文藝范疇。我們常常見到一些所謂的報告文學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資料,調查研究,內容相當豐厚。仔細讀過后始知,作者和盤托出了一堆蕪雜素材,甚至是一堆難得的素材,珍貴的素材,可忽略了文學藝術“以人為本”的凝練提純,輕棄了主題思想的開掘提升,是一籃子蔬菜原料,卻不是成品佳肴。我最近看到一部反映漳河污染事件的中篇作品,情況正是如此。

  通訊報道常常按照“放大了的新聞”去立意去構思,寫好寫深一檔具有時代特征的大新聞,有意義,有難度,頗不容易;但是,報告文學必須按照文學藝術作品的標準去立意去構思,不要“放大了的新聞”,而要“文學的報告”。從這一點上講,報告文學除了“非虛構”這一特征外,其余各方面卻和做小說、寫劇本、以及炮制各種作品沒有什么區別。從江雪等許多記者朋友已經發表的紀實文本看,大家顯然忽略了藝術性的結構,忽略了線索、伏筆、懸念,忽略了人物的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發的人生命運,忽略了歷史與現實的厚重聯系,忽略了戲劇化沖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語言。就是說,忽略了文學藝術的力量。

 
 
 
 
七、語言運用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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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瑜新書簽售
 

  大家都知道,攝影是光影的藝術,美術是色彩的藝術,影視是講故事的藝術,文學作品則是語言的藝術。沒有作家對語言的掌控運用,文學作品就無從誕生。作家的作品好不好,頭一條要說語言好不好。無論是情節敘述還是人物對話,全靠作家功力去體現。

  作家運用個性化語言,記者運用共性化語言。

  作家運用民眾化語言,記者運用公權化語言。

  作家運用文藝化語言,記者運用新聞化語言。

  作家運用陌生化語言,記者運用通;Z言。

  通訊報道的通;Z言是個什么樣子?評論家閻綱先生曾經把此類語言概括為“新華體”,十分精到。也就是說,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絕那種仿佛新華社發布通稿般的標準化語言,從而改善文藝作品的面貌,回歸文學本身。你看,《史記》和《論語》包括《夢溪筆談》都不是奏折,報告文學也最怕寫成公報。核心問題還是語言。而通訊報道在寫作時并不存在這一問題,既可以運用“新華體”,也可以運用通;墓舱Z言。因為通訊報道往往是媒體意志的集中體現,并非記者獨有的聲音,署了作者姓名,也是職務行為,哪能由著記者性情或肆意放歌或淺唱低吟呢?

  作家寫報告文學,避免公共語言,運用自己的語言,與記者寫作通訊報道適得其反。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個句式,人們早已習以為常,記者熟練運用無妨。作家卻不宜這樣說話作文,是否可以這樣寫,“那年,你上縣里開會回來,咱村就分了地”,同樣表述了“三中全會以后”這層意思,而且豐富許多。

  從江雪等年輕朋友的報告文學看,習慣性地運用了不少“新華體”語言,其體貌特征自然和通訊報道十分相近。時間一長,積重難返,問題就多了。

  作家學習語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輩子的大事。還是那句老話:沒有好的語言,就沒有好的文藝作品,也就沒有優秀報告文學。所謂好的語言,首先要說作家自己心中的話,而不要“新華體”。

  原想答江雪等文友一短文,未料寫了這么長。關于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的相似而不相同,還能總結出幾點,但主要差別似乎已經說清。

  順便回答一個問題。江雪來信說苦惱,認為基層寫作深受環境制約,難以展開對周邊人物和事件的反思與批評,因而局限著作者的思考力度,影響著作品的批判品格,擔憂報告文學這條路能否走得長久。這似乎是一個普遍存在的難題,值得我們共同探索。我想說的是:如果單指批判寫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切環境里,必定有所顧忌,放手寫作確有難度。但是,更重要的追問在于,究竟為什么偏偏要討論批判寫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襲了通訊報道傾向單一、旗幟鮮明的思維方式;還有人從直覺上認為,通訊報道多是褒,報告文學多是貶,不褒揚就發不成通訊報道,不貶批也寫不好報告文學。這就陷了入一個誤區。人們常說西方知識分子突顯了批判意識,我們需要學習效仿。其實,這是一種簡單明了的說法,而更實質精當的說法,應該說優秀知識分子堅守了自身的獨立意識。他們獨立思考,獨立言論,獨立寫作,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寶貴的獨立精神當中,既包涵了貶批,也包涵了褒揚,有時,兩者混雜相處于同一部著作中。徐遲寫出《哥德巴赫猜想》,便是這樣:陳景潤一心敬業,感人至深,而長期以來不尊重人才、迫害知識分子的極“左”路線,則必須揭批。你看,假設作品對事物進行單一批判或單一歌頌,反而淺薄空洞,反而減弱了力量,既不會在現實閱讀中產生轟動,也無法在經典文本中持之長久。“文革”以后,一大批作品憤怒揭批“四人幫”,這與前面時段憤怒揭批“走資派”的文學取向并沒有質的改變,兩種作品的命運都是極短暫。原因很明白,兩種作品只是斗爭對象的轉換,都是時勢所造,寫作中并不曾彰顯作家的獨立思考以及科學理性精神,于是兩種單一批判作品,可以合二為一,同歸于盡。

  在寫作時間不長的江雪等文友看來,自己最熟悉的區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談。偶有壞人壞事發生,還牽連著更多的一圈人,又不便無情批判。這時候,怎么辦呢?我以為需要等待,不必著急。多聽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誤砍柴功。那么,要等到什么時候才是第一站呢?說透了,要等到你覺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區域生活很精彩的時候才好。所謂文思泉涌、下筆有神的現象,也是這時候才會出現的。作家看待生活,不能非黑即白,人物與事件,歷史與現實,都是色彩斑駁攪在一起的。遼金時期,長治縣八義窯燒出一種“紅綠彩”瓷器,又燒出一種“攪釉”瓷器,都是開創性的珍貴品種,為今日藏家夢寐以求。生活中同樣呈現出了這種情況。如說抗戰之初,一個村走出了一批義勇青年,無意當中,半數參加了八路軍,半數參加了晉綏軍,都在浴血抗日。結果,人到中年時,這批人的命運發生了天地之變,后者干脆成了“歷史反革命”。執政者這樣去裁決了,作家也要這樣裁決嗎?不久前在江西開會,一位學者向我談起,他正在尋找當年紅軍親屬以及女紅軍的幸存者,說她們用生命和血淚鍛造了一段光輝歷史,自己卻尚未寫出其中感人的神韻,問我有什么好辦法。我說,紅軍親屬被殘殺,當然令人悲痛,那么,白軍親屬亦被殘殺,又當如何?作家該不該看到暴力革命對同胞的整體摧殘?文學藝術講不講人性呢?

  這就扯遠了,還回我們本土來。我時常收到寄來的《長治史志》和《紅色太行》等文史報刊,辦得很好,每期必讀。而近日我還是忍不住給辦刊的楊宏偉和田秋平兩先生寫了信去,希望我們的刊物不僅要反映共產黨建立太行太岳根據地的文史內容,也要反映當年國民政府指揮九個軍的部隊,與八路軍并肩抗日的史實,這是國共兩黨最好的一段合作期,上黨人民用鮮血,用勤勞種植的小米,養育了多少部隊?直至中國最終獲得了抗戰的全勝。這樣辦刊,可能價值意義還能拓到更寬。宏偉兄和秋平兄表示正打算這樣去做。作家看待本土生活,也應該有這種獨立思考,不是無事可寫,而是書寫不盡。

  昨天,平順縣委李玉忠先生來,談議在川底村建造農村合作化歷史展示一事。玉忠先生談及一個觀點說: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從長治開始的一段特殊歷史,我們把這些史實整合起來,留給后人,供總結歷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是偏激地褒揚或貶批。我很贊賞他的意見,尊重歷史,珍惜上黨農民走過的道路,而不是簡單褒貶,這是一個科學立場,值得陷入報告文學寫作困境中的人們借鑒。

  希望江雪和久在新聞媒體工作的記者、文友,揚長避短,再著新篇。也祝賀江雪的新書出版。話說得多了,容易出錯,就此打住。

 
 
 
責任編輯:張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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