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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瑜: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

來源:中國創新文學網 作者:趙渝 時間:2018-09-25

 

  編者按:

 著名報告文學作家趙瑜在每次講座時,總會有一些作者就“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的差異及兩種文體創作中的困惑提出問題。趙瑜根據自己多年從事報告文學創作的經驗,特撰寫此文。

 趙瑜著有中長篇報告文學作品30余部,屢屢引起轟動!吨袊囊Α贰短猩綌嗔选贰稄妵鴫簟贰侗鴶h城》《馬家軍調查》影響深遠,引發社會大討論。后有《犧牲者》《尋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嶺的訴說》《火車頭震蕩》等重量級作品。他多次獲得趙樹理文學獎、徐遲報告文學獎、中國作家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文學大獎。

 在本文中,趙瑜就“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之差異及兩種文體的創作形態作了七個方面的闡述,深入淺出,通俗易懂。本網全媒體編輯部重磅推出此文,旨在引導廣大新銳作家、作者和文學愛好者,深入生活,堅持“三貼近”、”三服務“,創作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

 

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

——趙瑜談報告文學創作兼答長治諸文友

 

 我在不同的場合和多次講座中,總有不少文友包括我的家鄉長治的文友,向我提及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的寫作及其差異,這些朋友當中有許多從事新聞工作。他們有寫作才情,有對信念的追求,也很勤奮。但大家總是不約而同有這樣一個困惑:新聞記者采寫報告文學,具備媒體優勢,原以為與這種寫實文體算是“近親”,幾無隔閡,因而感到難度不大。但在寫過幾年又發表了一些報告文學之后,卻發現讀者反映一般,社會效果不強,各方面評價難盡人意。這時,感到真正寫好報告文學并不容易,極欲提高一步。

 今年五月,山東作協舉辦報告文學高研班,學員中有不少報社和電視臺業務骨干,竟也紛紛提出了這一難題。我在濟南與班上文友交流,發現此類問題超過一半。

 我由此想到一個老問題: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兩種文體之間界線模糊,不易區別,往往將不少青年記者和學作報告文學的朋友帶入誤區。老問題在現實中依然存在,具有相當普遍性,值得我們探討。
  

一、兩者之間確有相似性
  

 說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界線模糊,因而產生創作誤區,是因為兩者之間確有不少相似性。

過去,有些紀實文學選本,常常把報告文學和優秀通訊報道作品一起收進來,例如《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為了六十一個階級兄弟》等等。兩種文體的最大相似點,就是非虛構寫作。西方報告文學最早脫胎于報館,因而評論界概括報告文學特征,頭一條就說它具有新聞性。確實,新聞作品與報告文學都不允許虛構和編造,都必須在真實人物與事實基礎上完成寫作。這種“天性”構成了一種相似的外表——都寫了真人真事,完全不同于小說和戲劇。

 新聞工作者與報告文學作家,其敬業本質也很相似:堅持科學理性精神,反對愚昧盲從。對真善美弘揚贊美,對假丑惡鞭撻批判,還要勇敢地揭示事實真相。美國《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不懈探究,以四個月時間采訪了上千人,最終將真相公之于世。民國時期,范長江行程萬里,寫出《中國的西北角》,此類行動與報告文學作家沒有區別。

 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作家進行采訪調查時,都將面對許多不可預見因素,工作方式幾乎相同。深入探真探秘,成為我們共同的追求。新華社記者楊明采寫《足球黑哨》,我寫《馬家軍調查》,開筆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讓人窮追不舍。優秀記者進入臥底狀態,紀實作家親臨現場體驗,行為一致。即便是寫作歷史題材,記者和作家也特別強調實地考察。缺失了以上環節,大家都會感到無法工作。這就與學者撰寫理論文章大不一樣。

 你看,新聞寫作和報告文學,與小說戲劇不同,與理論研究不同,自身之間卻很相似。讀者在閱讀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時,心態也非常相似,人們都把這類文章當做真實可信的文本看待。這樣的相似性,還能舉出好幾條來。正因為有著這么多相似性,所以推動不少記者們對于寫作報告文學產生了動力,卻也迷惑了不少年輕作者。

 當然,還有一種令人遺憾的相似性:由于時弊使然,當大批假新聞亮相惑眾之際,亦有眾多偽報告文學欺世刊行。
  

二、歷史淵源不相同
  

 既然兩種文體具備了這么重要的相似性,為什么年輕作者仍然寫不好報告文學呢?原因在于,大家忽略了兩種文體之間,還有著更多不雷同不相似、甚至完全不一樣的地方。就像兄弟倆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營生變了,老大種莊稼,打下糧食保人活命;老二種樹林,培育木材供人建造。老大與老二的勞作功能都很重要,產品用途卻大不相同。擅長收獲口糧的記者,不一定能夠種好樹。

 新聞記者與紀實作家,到底哪些地方不相同?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究竟哪些因素不一樣?

首先,從歷史上看就不像一回事。

 中國文字誕生三千年,一直沒有催化出新聞專業,如果一定要拿紀實文體向上追溯,卻可以追到文史公那里去。司馬遷通過采訪寫了《史記》,沈括根據調研寫了《夢溪筆談》,而表達孔子思想情感的《論語》,幾乎就是與今天非常相似的“口述實錄體”的結晶。司馬遷講“文章乃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被先祖文人們接受下來,終以優秀紀實散文構成中國正統文學主體。種種古代文藝作品也大多基于寫實,唐詩的副標題或曰小序,都說真事兒,《西游記》里寫玉皇大帝,也是照搬社會生活。戲劇多半取材于史實。而中國近代新聞業即現在常說的“新聞媒體”,同西醫一樣,都是清朝晚期才從西方傳來,到民國年間得以大的發展。如此說來,如果報告文學寫作照著古人學習,照著中國傳統文化尋覓靈魂,可能還是一條正道,也是一條近道,照著西方新聞報道去學習,反而繞遠了。因此,隨著專業分工越來越細,新聞媒體日趨盛達,報告文學走向成熟,在報告文學界內基本上不再倡導作品的新聞性,而以“現實性”思考取代之。也就是說,寫好報告文學,更需要加強文化準備而不僅僅是做好新聞準備。這一大差異,不知習慣了新聞寫作的年輕朋友們注意到沒有?近日,我到山西朔州一個叫吉莊的村子里,研討作家郭萬新所著《吉莊紀事》和《吉莊草根》兩部報告文學,談到《人民文學》發表的《梁莊在中國》,還有田秋平所著《田家英在長治》等作品,情況都是如此。思想文化準備結合社會學田野調查方法,影響著中國報告文學的深刻轉變,其中的新聞性明顯退位,一直退到報刊、電視和網絡背后去了。

  

三、現實使命不相同
  

 歷史淵源不一樣,現實使命也不相同。多數通訊報道的寫作,動因來自記者單位的任務安排,至少需征得主管領導同意,完成作品后要經過程序化審核,最終在本報安排專版與讀者見面。這就是說,寫作通訊報道往往是新聞單位的職務行為。相反,報告文學作家多屬個體勞動,最提倡特立獨行自我體驗,獨立思考探索發現。作家背后少有單位支撐。即使是作家協會體制內專業作家,其創作也屬于個體性質。寫作相對自由而采訪更加艱難。這使我想到電視臺專題片與獨立制作人拍攝紀錄片之間的差別,后者的成功極不容易,而人文價值和審美價值則高于專題片。

 梁啟超先生在近代新聞報刊崛起之初,大力提倡“時務文體”,首次提出“耳目喉舌論”,在當時引起巨大震蕩。正因為這樣,近百年來,報社或者電臺、電視臺的記者,一出門就有了特定身份。記者代表著所屬媒體,采訪內容多以行政公務即業務、本事為主體,或表揚或批評,常常不由自主,還要保持政治傾向性。被采訪者沒有提供“海量信息”包括個人閱歷的義務。記者盡管已經相當政治化,亦應保持中立客觀立場表相,不可以將主觀色彩、情趣好惡肆意鋪排。這一準則從采訪開始一直貫穿到寫作當中。新聞報道作為媒體單位的傳聲筒,也可以“斷章取義”地報道一人一事一個側面。而報告文學作家與采訪對象打交道,并不具備特定媒體身份,不是老鄉就是同學,不是來客就是朋友,不是學者就是同行,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總之他是一位個體探訪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獵采訪內容非常廣泛,從行政公務到個人成長、思想履歷,公私不分家,沒有一定范圍,談得越深越好,嬉笑怒罵無妨。作家總是問了這個人,又問那個人,先探究一個側面,又佐證另一側面,反復質疑,多重多義。半個真相不滿意,整體真實是追求。開寫后既尊重客觀事實,又表達主觀傾向,作家主體意識至上,創作主題不一而足。簡單說,通訊報道負載使命體現媒體意志,報告文學飽含個性書寫作家情懷。這種差異,不知是否引起了年輕記者們的充分注意?
  

四、采訪辦法不相同
  

 前頭說過,通訊報道和報告文學,作者通過采訪得到第一手材料,然后動筆。這是相同的。但是,采訪的具體辦法和工作方法,兩者卻差別很大。在多數情況下,記者們好不容易抓住一位大忙人,彼此間頗不從容,有時候能搭上幾句話也不錯,因而常以問答方式突進采訪。采訪對象正在進行中的表面化行為、只言片語,處處重要,皆可入筆。二戰時,一位記者堵住艾森豪威爾將軍,擠上去只問了一句話:您對青年有何忠告?就算很滿意了;對待各種事件,報刊總希望越奇異越好,倘若名人出點事,報刊積極性更高。大家常說,“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一語中的。記者如果挖不出什么新鮮玩意兒,便被認為功夫沒有下夠。普通人日常事,不入報刊法眼;通訊報道作為“放大了的新聞”,先天需要棄舊迎新見異思遷,不停地適應新生活新任務,匆匆完成一檔稿子,即被又一檔新浪覆蓋。記者調研寫作某事,既不能慢慢去做專項研究,也不需要太深的專業水準,鉆研過深時,讀者反而看不輕松。新聞新聞,重在一個新字。正常情況下,記者對一篇通訊報道進行采訪,往復次數不多,所耗時間亦短。好記者的素質正是迅捷、敏銳、干練、雜學;反觀報告文學,作家在創作前進行采訪,除緊急情況外,恰恰不會滿足于簡單問答,也不樂意僅僅采訪一次兩次就匆匆動筆。作家們認為,采訪名人和普通人同等重要,其價值取向差不多,對恒久不變的日,嵥樯詈推娈愅蛔冎,作家均不輕視。解讀奇異大事突變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視從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更看重矛盾從積累到爆發的全過程,希冀著將事物的內在規律總結出來,交付讀者。我寫《革命百里洲》,生怕在當地駐扎時間太短。有時一住數月,先后往復了好幾次。有的作家甚至長期鉆在行業內部不出來。比如徐劍在二炮部隊寫導彈,李鳴生在國防科工委寫原子彈,他們恐怕這輩子也出不來了。他們寧愿形成一種生活方式,把自身變成與作品同生共長的一個組成部分。許多報告文學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終生追念那個行業,熱愛那片土地,直至被讀者譽為專家大家。這一點與新聞從業者完全不同。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為了寫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駐延安,與朱德等領導人建立深厚友誼。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煙的山西抗日前線,史沫特萊緊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從陜北東渡黃河,隨朱德及八路軍總部轉戰雁北和太行山區,風餐露宿,馳騁沙場83天。她有時與朱德在行軍途中邊走邊談,有時在一旁冷靜觀察朱德言行。她說:“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談,可以跟他交換情況,也可以閑扯一陣兒。”最終完成了《偉大的道路》這部杰作。你看,史沫特萊的采訪,與新聞記者的采訪大不相同。這時,報告文學作家已經近乎于一名專業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不這樣做,就不能誕生深入細致同時又動人心魄的報告文學。

 一些記者文友會說,工作繁忙任務緊迫,客觀上不允許我們深入到生活之中。這恰恰引發出一大現象:通訊報道往往舍棄了作者最熟悉的那部分生活。就拿家鄉長治的文友來說,我們熟悉長治各地及周邊的城鄉生活,這里是我們生長的故鄉,人物演變盡收眼底,大事小情俱在心中。寫好報告文學包括各類文藝作品,基礎正在于此,靈魂正在于此。無數作家從自己的故鄉獲得了筆底故事,幾乎不需要去做問答式采訪,只管從心靈深處寫開去,人物事件層出不窮。不少年輕記者偏偏舍棄了這堆寶貝,不得不去匆匆采寫自己并不熟悉的陌生內容,棄熟而就生,棄深而就淺,這多么可惜?
  

五、立意構思不相同
  

 前頭說,通訊報道由于其政治性和任務性等因素,要求本次寫作必須在短期內完成,或曰盡快完成。報告文學則有時較快,有時較慢,快些更好,慢也無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礪才能完成。有時寫出作品當下很難發表,只好等待。我寫完《太行山斷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轉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廣東發表;《馬家軍調查》等了三年始發;2006年寫完長卷《犧牲者》,眼下早已七年過去,仍不能問世。此類現象在報告文學業內屢見不鮮。真正從事報告文學寫作,就應當明白:作品完成耗時較長,作品發表無從保障,沒有報刊必須為你推出。

 寫作通訊報道,普遍偏短怕長,寫作報告文學,普遍偏長怕短。記者擅長萬字以內寫作,構思總會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寫不好短篇紀實,又是構思長篇習性泛濫的懲罰。重視這一差別的要義,在于提醒青年朋友們注意:兩類文本的立意與結構大不相同,通訊報道不需要以文藝作品的審美標準去謀篇布局,而優秀報告文學卻必須運用文學藝術的立意和結構方法,努力追求思想與藝術、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通訊報道旗幟鮮明,直奔主題,報告文學色調復雜,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題反而簡單化了。以撰寫體育題材為例:通訊報道為滿足讀者閱讀饑渴,常常強調運動員特征特色,重視技戰術分析,褒貶教練員業務能力,突出比賽結果;報告文學盡管一度也曾這樣表現,但更重要的,是挖掘賽事背后的故事,追問體壇群體的精神世界,關注他們的人生命運,揭示讀者百思不解的矛盾沖突,拓展全社會深層內涵,直至置疑金牌體制,升華人性主題。我寫過幾部有爭議的體育類作品,都是一個指導思想:書寫體壇卻要超越體壇,重在體育比賽之外的悲喜劇。引發爭議促進讀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對大局有利,或對或錯都不要緊。人們對真理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報告文學也要經受實踐的檢驗。

 正因為如此,通訊報道最終歸入了新聞范疇,而報告文學最終歸入了文藝范疇。我們常常見到一些所謂報告文學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工夫收集資料,調查研究,內容相當豐厚。仔細讀過始知,作者和盤托出了一堆蕪雜素材,甚至是一堆難得的珍貴素材,卻忽略了文學藝術“以人為本”的凝練提純之立意,輕棄了主題思想的開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長治工廠導致漳河污染的報告文學,效果正是這樣,報告了一籃子蔬菜原料,還不是成品佳肴。

 通訊報道以“放大了的新聞”立意構思,寫好一檔大新聞,有意義有難度,頗不容易;而報告文學不要“放大了的新聞”,只要“文學的報告”。那么,報告文學除了“非虛構”這一特征不可違背,其余各方面理應按照文藝作品的標準去做,與做小說寫劇本以及炮制各種文藝作品沒有區別。從我看到的不少年輕文友已經發表的文本看,大家很可能忽略了藝術性結構,忽略了線索、伏筆、懸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發的人生命運,忽略了歷史與現實的文化聯系,忽略了戲劇性的矛盾沖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語言。一句話,尚未重視文學藝術的力量。
 

六、語言運用不相同
  

 大家知道,攝影是光影的藝術,美術是色彩的藝術,影視是視聽的藝術,文學作品則是語言的藝術。沒有作家對語言的掌控運用,文學作品根本無從誕生。文學作品好不好,頭一條要說語言好不好。無論是情節敘述還是人物對話,全靠作家呈現語言之功。

 作家運用個性化語言,記者運用共性化語言;作家運用民眾化語言,記者運用公權化語言;作家運用文藝化語言,記者運用新聞化語言;作家運用陌生化語言,記者運用通;Z言。

 通訊報道的通;Z言是個什么樣子?評論家閻綱先生把此類語言概括為“新華體”,十分精確。也就是說,作家要警惕乃至拒絕新華社發布通稿般的標準化語言,運用個性語言改善文藝作品的面貌,回歸文學本身!妒酚洝泛汀墩撜Z》包括《夢溪筆談》都不是奏折,報告文學也最怕寫成公報,核心問題還是語言。而寫作通訊報道并不存在這一問題,既可以運用通;“新華體”,也可以運用公共語言。既然通訊報道是媒體意志的集中體現,那么,署了個人姓名也是職務行為,并非記者獨有的聲音,哪能由著性情書寫,或肆意放歌或淺唱低吟呢?

 作家寫作報告文學,避免公共語言,運用自家語言,與通訊報道適得其反。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個句式,人們早已習以為常,記者熟練運用無妨。作家卻不宜這樣說話,是否可以這樣寫:“那年,你上縣里開會回來,咱村就分了地”,同樣表述了“三中全會以后”這層意思且豐富許多。

 一些年輕文友的報告文學當中,習慣性地運用了不少“新華體”語言,其體貌特征也就和通訊報道十分相近。時間一長,積重難返,問題就多了。作家學習語言,不是一朝一夕的小事,而是一輩子的大事。還是那句老話:沒有好的語言,就沒有好的文藝作品,也就沒有優秀報告文學。首先要說作家自己心中的話,而不要“新華體”。
  

七、最后談談褒貶問題
  

 原想答文友們一篇短文,未料寫來頗長。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相似而不相同,還能總結幾點,但主要差異似乎已經說清。

 順便回答一個問題。有的年輕文友給我來信訴說苦惱,認為基層寫作深受環境制約,難以展開對周邊人事的反思與批評,因而局限著作者的思考力度,影響著作品的批判品格,擔憂報告文學這條路能否走得長久。這當然是一個普遍難題。我想說的是:如果單指批判寫作而言,作者生活在真實環境里,必定有所顧忌,放手寫作確有難度。但是,更重要的追問在于,究竟為什么偏偏要討論批判寫作?大家可能又一次沿襲了通訊報道傾向單一、旗幟鮮明的思維方式。還有人從直覺上認為,通訊報道多是褒,報告文學多是貶,不褒揚就發不成通訊報道,不貶批也寫不好報告文學。這就陷入了一個誤區。人們常說西方知識分子突顯批判意識,我們需要學習效仿。其實,這是一種簡單明了的說法,而更實質精當的說法,應該說優秀知識分子堅守了自身獨立意識。他們獨立思考,獨立言論,獨立寫作,獨立主宰命運,全靠自己,不靠神仙皇帝。而寶貴的獨立精神當中,既包含了貶批,也包含了褒揚,有時,兩者混雜相處于同一部著作中。假設作品對事物進行單一批判或歌頌,反而淺薄空洞,減弱了力量,既不會在現實閱讀中產生轟動,也無法在經典文本中持之長久。

 在一些年輕文友看來,自己最熟悉的區域生活十分庸常,不值一談。即使發現壞人壞事,還牽連著更多的一圈人,不便深入貶批。這時候怎么辦?我以為一方面還要寫下去,總不能等到大環境既民主又寬松的時候才動筆;另一方面更需要讀書不止,從容思考,不必過急。多聽多看多感受,磨刀不誤砍柴工。那么,要等到甚時候才是一站呢?說透了,要等到你覺得庸常生活不庸常,區域生活很精彩的時候才好。所謂文思泉涌下筆有神,也是這時候才會出現的。作家看待生活,最怕非黑即白,人物與事件、歷史與現實,都是色彩斑駁攪在一起的。遼金時期,長治縣八義窯燒出一種“紅綠彩”瓷器,又燒出一種“攪釉”瓷器,都是開創性的珍貴品種,為今日藏家所稀求;生活中同樣呈現出這種情況。如抗戰之初,一個村走出一批義勇青年,無意當中,半數參加了八路軍,半數參加了晉綏軍,都在浴血抗日。結果,人到中年,這批人的命運發生了天地之變,后者干脆成了“歷史反革命”。執政者這樣去裁決了,作家也要這樣裁決嗎?不久前在江西開會,一位作者向我談起,他正在尋找當年紅軍親屬以及女紅軍幸存者,說她們用生命和血淚鍛造了一段光輝歷史,自己卻尚未寫出感人神韻,問我有什么好辦法。我說,紅軍親屬被殘殺,當然令人悲痛,可是,白軍親屬亦被殘殺,又當如何?作家該不該看到暴力革命對同胞的整體摧殘?文學藝術講不講人性呢?

 不久前,平順縣李玉忠先生來,商議在川底村建造農業合作化歷史展館一事,那里也是趙樹理先生寫出《三里灣》的地方。玉忠先生談及一個觀點:合作化乃至人民公社,是從長治鄉村開始的一段特殊歷史,我們把珍貴史實整合起來,供后人總結歷史、研究得失所用,而不做或褒或貶的附庸。我很贊賞他的意見,珍惜上黨農民走過的道路,并不看重簡單褒貶。尊重歷史真相,堅守科學立場,值得陷入報告文學寫作困境中的人們借鑒。

 希望年輕文友和久在新聞媒體工作的友人,揚長避短,再著新篇。真誠祝愿年輕文友特別是家鄉長治的年輕朋友們,竿頭益進。

 (作者系國家一級作家、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山西作家協會副主席、山西報告文學專業委員會主任)

 

趙瑜談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之異同

趙瑜在緬甸考察

 

趙瑜談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之異同

趙瑜看望申紀蘭

 

責任編輯: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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