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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作家為何退出“作協”

來源:創新文學網 作者:東南北 時間:2020-12-17

 

在英語里,任何一個書寫的人都可以自稱作家。在維吾爾語里,作家與記工員、記者可以用同一個名詞。——王蒙

 

雪崩般的“背叛”

2020年12月16日,有媒體曝出一個重大事件:卜寶玉、于國穎、馬國超等38名軍隊作家,集體退出中國作協!公布退出的理由是根據軍隊有關文件要求。

此事件似乎告誡人們這樣一個重要信息:軍隊現在有明確規定,不允許現役軍人加入作協這樣的社團。

早在2003年六七月間,湖南作家黃鶴逸、余開偉宣布退出湖南省作家協會,引起了一連串意想不到的連鎖反應。同年8月,上海作家夏商宣布退出上海作協,并對媒體表示對湖南退會作家的支持;同年10月,圈內認為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一直到現在都是當代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的山西作家李銳發表辭職聲明,辭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職務,同時退出中國作協的另一位山西作協副主席張石山同時宣布辭職;12月,已經退出湖南作協的余開偉宣布退出中國作協。此外,據稱著名雜文家邵燕祥也與作協“低調決裂”。此番“退會風波”不僅涵蓋了當時文壇“老、中、青”三代作家,而且諸多重量級作家參與其中,波及幾個“文學大省”的省級作協乃至中國作協。

2006年12月,遼寧作家洪峰因為不堪忍睹作協這類機構飽受詬病和質疑,公開聲明退出中國作家協會,同時聲明退出遼寧省作家協會和沈陽市作家協會。

后來的歲月,也不斷地有人提出退出作協的申請或聲明,在社會上不時激起一些波瀾和漣漪。

2018年端午節前夕,重慶作家唐剛慎重宣布:決定在紀念屈原投江的端午節退出重慶市作家協會以及重慶市作家協會下屬的奉節縣作家協會,同時辭去奉節縣作家協會副主席職務。唐剛同時聲明:對于唐剛來說,現在加不加入什么作家協會,在人生的過程中,只不過已是九牛一毛、微不足道,更不值一提的個人毫毛之事了。

湖北作家方方常說,看中國的改革有沒有深入,就看作協和文聯這樣的機構有沒有取消,或者以其他方式存在。方方在擔任湖北作協主席期間說出這樣的話,是因為她太了解作協這個組織的不倫不類。

中國的作家協會體制于1953年建立,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撤銷。自恢復以來, 其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多次遭到激烈的質疑。

 

禍起蕭墻

盡管《中國作家協會章程》規定中國作家協會是“作家自愿結合的專業性人民團體”,但在各級作協中,真正掌管人、財、物權力的往往是黨組書記,而黨組書記往往并不是文藝工作者,而是上級委派的黨政干部。這一權力構架使得作協代表大會的選舉流于形式,一位已退出中國作協的作家稱“換屆成了被權力操縱的木偶戲”。一位知情人士向筆者舉例說明了作協在行政人事安排上的作用:比如說宣傳部的一個處長,要升遷為宣傳部長可能有困難,但可以調到作協當黨組書記,從處級變成廳局級。而一些副部級干部,如果能在快退休的時候到中國作協擔任黨組書記,就可能以正部級身份退休。

一位作家向筆者講述了一個真實有趣的故事:湖北一個地級市的市委,市委副書記人數超員,省里決定調整其中一名副書記到省作協擔任黨組書記,同時解決其正廳級待遇。然而此市委副書記認為省作協只是一個“清水衙門”,他寧愿繼續擔任副廳級職務的市委副書記,堅決不同意去省作協履新。這名市委副書記由于不理解“組織意圖”,對組織的照顧不領情,很快被宣告落馬,最后被法院判了三年。

可見,名義上由作家自愿組成的社團,實際上成為該省照顧安排富余干部或問題官員的場所。

湖南省作協一度整整5年沒有換屆選舉,被解釋為“主要原因是新的省作協主席人選難以確定”。有中國作協成員對筆者稱,某省的文聯曾經21年間沒有開過代表大會。

目前作協的領導職務有駐會和不駐會之區別。駐會的都有相應的行政級別對應,行政級別又與福利待遇一一掛鉤,其復雜程度不亞于政府機關。在同一個作協中的幾個副主席之間,享有的行政級別和待遇可能不同,有人可能是副廳級,有人可能是處級。而這種差別往往取決于上級領導的內部決定。一位退出作協的作家對筆者說:“他們甚至會為了競爭政協委員、人大代表這樣的名額和在各種評獎活動中互相揭短,制造出一場場丑聞鬧劇。”

另一方面,由于行政領導權力集中,在加入作協的過程中甚至出現權錢交易、權色交易現象。據稱,一些人為了加入中國作協,在參加筆會或者創作會時,爭先恐后地攀附作協領導或者作協書記處的人,個別女性作者甚至主動到房間投懷送抱,慷慨獻身。某地一名宣傳干事曾經用錢打通了關系,僅憑一部以男女房事為主題的作品就成為該省作協專業作家、二級作家。一位作協會員說:“與這樣的人同為會員,我覺得是一種恥辱。”

龐大的官僚機構在作家里產生了離心力。一位中國作協會員告訴筆者說“每年要交一些會費,開一次會,發給我一本小冊子,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作協還做了些什么。國家每年的財政投入都是怎么使用的?你可以去調查一下中國作協行政人員與作家的比例,你會發現相當有趣的現象。”

余開偉則在自己的“退會聲明”中說:“作協已經逐漸蛻變成了極少數人爭權奪利的宗派主義集團和謀取名利的工具。”

 

與時俱進才是出路

著名學者丁東認為以作協為核心的對作家的全面控制體制,一方面導致作家失去獨立人格,同時也使中國的文學水平在相當長時間內出現嚴重滑坡,許多解放前就已經達到很高藝術水準的大師級作者,在解放后至多能夠創作出一些宣傳性作品。

實行市場經濟后,原本由國家包辦一切的作協體制表現出了相當的不適應。丁東說:“市民社會的空間越來越大,作協已經無法包攬對文學的發表、出版、獎勵、判斷、提攜。”

在處于社會轉型期的今天,并非僅有作協成員才被看作是作家,也并不是只有當了作協的專業作家才能生存。隨著民營資本逐步參與到出版、發行和傳媒中去,以及可隨意發表作品的互聯網的興起,鐵板一塊的專業作家體制開始松動。體制外的作家日益增加,很多寫作者都有自己的本職工作,這跟國外的情形越來越像——今后,作家將不是一種職業,而是對寫作者的稱謂。

 

作協的“專業作家”可以每月從作協領取工資,這一傳統計劃經濟的產物已備受爭議,就在當年作家“退會”沸沸揚揚之時,廣東作協率先宣布終結“專業作家”體制,改“養作家”為“養選題”。

為了適應形勢,作協隨后創造并實施了“簽約作家”等扶持制度。據一位在作協工作的知情人透露,除了浪費財政資金、制造一些酸人事件和不斷地曝出權錢交易、權色交易外,所謂“簽約作家”沒有任何積極意義,藉此促進創作繁榮更是無稽之談。

對此,自由作家祝勇表示擔憂,他認為將作家全面推向市場,會不利于純文學的寫作,作家很可能成為商業化的俘虜,國家應該給予一定的扶持。但是丁東認為,現在很多名為“服務”實為“導向”,“計劃經濟時期是剛性的命令,而現在則多用利益來引導。”

而另一個出路是純民間文學團體的“小荷才露尖尖角”。盡管現實中獨立的民間結社被嚴格控制,但是丁東還是感覺到了一些松動。“與過去相比,現在大學生可以比較自由地成立文學社團,而且比較偏遠、邊緣的小型結社也不是完全被禁絕的。”丁東說,“現在是一個博弈的過程,很模糊看不清楚,總的趨勢,從舊的經濟體制走向與人類文明相一致的體制,這個大方向是不可逆轉了。”

 

責任編輯:于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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