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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書記大院:從胡開明到程維高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 燕趙聲聲 時間:2019-10-08

常年緊閉的大鐵門,是這個院子最顯著的特征。一側的小鐵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洞。若有陌生人來訪,站崗的武警會小心地打開小洞,認真盤問,并要求對方打電話確認。另一個讓外人感到這個院子的獨特之處的,是院子的大門口,沒有任何的招牌,甚至連門牌號也沒有。

 

 

石家莊市橋西紅軍大街四號院門前

這是河北省委程維高曾經住的地方。在他家的防空洞里,記者發現大量被遺棄的物品,有鳥籠,也有空空的禮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經的奢華以及臨走時的匆忙
“晚上回家吃飯吧,晚上回家吃飯吧……”這是全鳳書養的八哥說的最拿手的一句話。
“我經常給孩子們打電話這么說,八哥就學會了。”年過八旬的全鳳書告訴《望東方周刊》,“孩子們都有自己的事情,很少回來,回來了也頂多吃頓飯。”
為了吸引孩子們在家里多待一會,金鳳書給家里買了五臺電視機,甚至還買了一臺電腦。
全鳳書住的是一個獨門獨院的二層小別墅,顯示著她身份的非同一般,也更襯出她的落寞。全鳳書是原河北省副省長蘭凱民的夫人,她所住的石家莊市紅軍大街32號,是原河北省委常委的宿舍區。

這個位于石家莊繁華地段的宿舍區,曾住過河北省的20多位省委常委。

沒掛門牌號的大院

1968年,河北省省會由保定遷到“文化大革命走在全省前頭”的石家莊。
“當時的石家莊路上跑的還是馬車,滿地都是馬糞。”隨同父親胡開明舉家南遷的胡曉燕回憶說。胡開明曾任河北省常務副省長。
現年83歲的原河北省副省長、人大常委會主任郭志告訴《望東方周刊》,省會剛搬到石家莊時,領導們沒地方住,最后由他出面協調,找當地的部隊要了這個院子,“當時建的房子造價每平方米僅80塊錢,預制板的,1976年建成入住。”
32年來,郭志一直住在這個院子里,也從頭到尾經歷了這個院子從籌建到輝煌直至今天淡出公眾視野的整個過程。
常年緊閉的大鐵門,是這個院子最顯著的特征。一側的小鐵門上,有個巴掌大的小洞。若有陌生人來訪,站崗的武警會小心地打開小洞,認真盤問,并要求對方打電話確認。
另一個讓外人感到這個院子的獨特之處的,是院子的大門口,沒有任何的招牌,甚至連門牌號也沒有。但是紅色的院墻以及大門內兩側站崗的武警,依然能讓人感覺到它的權威。
“牌子其實也有,就在我那兒放著呢,可是不讓掛。”在大院管理科工作了25年的負責人高俊明說。作為一名服務人員,高俊明覺得這個院子“真了不得”是因為一些細小的事情,“十多年前,石家莊停水停電是家常便飯,但這個院子里從來沒停過水電,甚至24小時都有熱水,暖氣也比其他地方送得早。”
偌大的院子,只有七棟樓,住著14戶人家,大面積的土地用作了花園、池塘、草地。
另一個也顯示這個院子“真了不得”的,是每戶人家的房子后面,都有一個防空洞。本刊記者來到胡曉燕家后面的防空洞,發現這里已落滿厚厚的枯葉,防空洞大門上依稀可見的毛澤東語錄讓人突然有一些時空恍惚:“我們的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首先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而創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

先知先覺者

在這個大院里生活過的胡開明,無疑是一個歷史難以回避的人物。
《望東方周刊》獲得的檔案材料記載,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胡開明,曾參與領導“一二·九”學生運動,并在西安事變前后,率領萬名學生、群眾去臨潼向蔣介石請愿。
建國后,胡開明擔任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
胡曉燕至今保留著父親留下來的整整一木箱的調查筆記,“父親在位時,從來不給我們談工作上的事情,對父親的了解,更多的是在他去世后,從他的工作日記中感知的。”
目前擔任副廳級領導的胡曉燕從父親身上學到最重要的一點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
1962年,胡開明上書毛主席《關于推行“三包”到組生產責任制建議》。在舉國上下大搞公社的時期,這樣的提法無疑將他置于風口浪尖。
郭志回憶說,胡開明當時在省委開會時,結合張家口的實際情況,明確提出“公社要下放到農村”以及“包產到戶”,“老胡是一個敢說真話的人,我們在座的聽著都緊張,他這不是在否定公社嗎。但現在看來,他當時的提法是正確的。”
在之后不久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點名批評了胡開明,“河北胡開明,有這么一個人,‘開明’,但就是個‘胡’開明,是個副省長。聽了批評‘一片黑暗’論的傳達,感到壓力,你壓了我那么久,從1960年以來,講兩年多了,我也可以壓你一下嘛。”
這段講話當時并未公開,但在之后的文革中,被當作金科玉律搬了出來,致使胡開明遭受了一輪又一輪的批斗。
胡曉燕回憶說,父親平反后,胡耀邦打算安排他到中央任職,但他認為自己還是到地方合適。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聽說后,給中央寫信,將其調到安徽任省委常委、革委會副主任,配合他搞聯產承包責任制。
“我們黨有很多先知先覺者,在座的胡開明就是一個。”胡耀邦赴安徽視察時,曾做過這樣的評價。
1985年,72歲的胡開明再次回到河北,籌備成立河北省顧委,并入住紅軍大街32號。
“父親對河北是有感情的,幾次仕途的大起大落,包括文革中蒙冤,都是在河北。退休后,他還參與了晉察冀黨史的編寫工作。”胡曉燕說。
胡曉燕清楚地記得,一次和父親散步時,他說,“文革中,他們都說我們右。但現在想想,其實我也有左的地方,只不過是比極左的人稍微右了一些。”
“在平反后,他能說出這樣的話,對自己有一個很客觀的認識,挺不容易。”胡曉燕認為。
1994年,胡開明因病住院,并于三年后離世。讓胡曉燕至今難忘的一個細節是,父親住院期間,原河北省委第一書記劉子厚也住進了這家醫院,有一天,已87歲的劉子厚突然顫巍巍來看望他的父親。
在文革時,劉子厚與胡開明,曾各是“左”和“右”的代名詞。
“那時,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但他心里肯定會意識到是誰來了。”胡曉燕說,“表面上這雖然是一個非常平靜的院子,斗爭卻暗流涌動,但每一個人到了暮年的時候,都會發現,所有的恩怨,都會因為歷史的前進而煙消云散。”

胡曉燕家的書柜里,擺著一張塵封過的照片——胡開明80歲生日那天,將毛澤東當年對他的批評工工整整地抄寫了一遍,拍成照片并裝進相框。照片上的字跡略有些傾斜和顫抖。

 

 

輝煌

對于這個院子里的恩怨,郭志認為,那只是工作上的,生活中其實沒什么。
有一件事情郭志印象深刻。1979年的一天,時任省委第一書記的金明來家里串門,聊天時,金明說因為去他家串門的人太多,糧票不夠用了,郭志就找老伴要了100斤糧票給他,“那時的干部沒什么特權,連抽煙都要限量。”
“我們這種過了苦日子的人,現在都很知足。”郭志說,“現在經濟發展很快,可我就是擔心,這么好的形勢別讓腐敗給毀了。中國五千年的文明延續至今,沒有誰能打倒咱們,除非自己打倒自己。中央領導來看我時,我就提了一點,就是腐敗問題。”
離休前系河北省顧委主任的楊澤江,目前依然擔任著河北省關工委主任的工作。87歲的楊澤江思維很是敏銳,尤其喜歡用爽朗的笑聲來回避一些現實問題,“現在的局勢我不太清楚,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說的。”
楊澤江的辦公桌上,擺著一本翻開的《炎黃春秋》。除此之外,他還喜歡看一些內部刊物,“我這個人不喜歡講不同的聲音,不過有點兒不同的聲音是好事。”
楊澤江任河北省顧委主任時的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正是這個大院最為輝煌的時候。那時候,河北省各大班子的現任一把手齊聚這里,除楊澤江外,還有省委書記邢崇智、省長解峰、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郭志、省政協主席尹哲等。
“那幾年過年,來院子里的車太多,連掉頭都困難。”在服務樓工作的高峻明回憶說。
滿院子跑著的孩子、身體健碩的老人和進進出出的車輛,讓這個只有14戶人家的院子顯得異常熱鬧。
“那時候的領導感覺都沒有什么架子,解峰省長離休后的第二天,就到我們服務樓和我們的工人下棋。”高峻明說。
郭志也坦承,那時候領導之間即使有些過節,逢年過節也會去串串門,工作上可以有不同意見,但是生活上還是互相關心的。而最終,這種和諧的氣氛因為一個新任省領導的到來變得“別扭”起來。
1990年,程維高調赴河北,歷任省長、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當政十余年。
郭志曾在程維高入住這個大院后不久,專程去串過一次門,剛進程家的大門,一只老鼠大小的小動物從郭志的腳下竄過,“當時嚇了我一跳,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東西,后來聽說那叫袖珍狗,很名貴的,還發現他家養著不少名貴的觀賞魚。”
這也是郭志最后一次造訪程家,他總感覺,這個人在這個大院里是一個“另類”。多年后,當程維高因為李真案而落馬時,郭志覺得這并不“出乎意料”。

程維高

甚至連出言謹慎的楊澤江,也不回避對程維高發表意見,“話不投機,很少碰面。”
程維高給紅軍大街32號這個大院帶來的變化,連高峻明也感覺得到,“一些領導回家后幾乎不出自家院子,都是獨門獨戶的,不碰面也不會有尷尬。”
其實,在赴任伊始,大家對于這位江蘇籍的領導,有很多的期待與支持。
胡曉燕回憶說,她最初對程維高很有好感,“有一次,附近的電影院里放《焦裕祿》,省里好多領導都去了,影片結束后,門口專門為領導設置了一個書寫感言的地方,其實那些感言都是工作人員準備好的,照著抄就行,但程維高沒有聽秘書的,自己想了四個字‘想著人民’,當時覺得這個省長真有水平。”
但在做了省委書記后,胡曉燕發現程維高開始“離人民越來越遠”,“程下班回家時,幾乎每個路口都有警察,紅軍大街路口和大院門口更有警察清道,這樣的陣勢以前在我們院從來沒有過。”
另一個讓這個大院的其他人感到驚訝的變化是,程維高專門給自己家的小院門口安排了一個武警站崗,并設置了流動崗。
這個特殊的崗哨讓程維高與其他領導之間顯得更加生分。
而程維高意想不到的是,這個顯示著自己地位并保護自己的崗哨,最終也成了限制他自由的人。
“程維高出事前多天,我們就知道消息了。”曾在大院警衛排當司機的張曉寧透露說,“那時我們的總隊長親自在這個院子里坐鎮,程維高家門口也加了崗,就是怕他跑了,來找他的車輛也一律要求登記。”
“程維高出事在所難免。”曾對程維高寄予厚望的郭志說,“有一次,他跟我說,什么時候沒有腐敗,你們那個時候沒有腐敗嗎?我聽了很生氣,我們當時連飯都吃不上,怎么可能腐?他還說,靠著工資誰夠了?他這是從思想上就覺得‘腐敗有理’,這樣的領導能不出事嗎?”
在大院里,程維高與邢崇智的矛盾早已公開化。
“邢崇智當時不贊成程維高當省委書記。”郭志說,“現在看來,這個意見是對的。”
但是,邢崇智的反對并沒有阻止程維高的當選,反而給自己惹來了更多的麻煩。
“程維高當書記那幾年,沒有人敢到我們家里來,因為來的人都會被登記,而且事后還會有人找他們談話。”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對《望東方周刊》回憶說,“而且那時候老干部開會,從來不通知老邢。”
胡曉燕說,邢崇智離休后,幾乎在院子里沒有碰到過他。
“退休后,我知道老邢心里苦,可他什么也不說,都自己憋著,真是可憐。”郭元英感嘆。
2000年3月3日,年僅73歲的邢崇智因患淋巴癌去世,成為這個大院里去世的領導中年齡最小的一位。大院里的人們傳言,2000年3月1日,程維高原來的秘書李真被捕后,住在醫院里的邢崇智得到消息,連說三聲“好”,兩天后便因高興過度溘然長辭。郭元英承認了有關“好”字的說法,但她認為,邢崇智那時候被病痛折磨,根本顧不得高興。
可以證實的是,邢崇智的追悼會上,程維高并沒有出現。
2003年1月,河北省召開十屆人代會,作為即將卸任的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程維高主持召開了其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會議。之后的一個晚上,程家找了三輛郵政用車,靜悄悄地把家搬回了常州老家。
2008年10月,本刊記者在江蘇常州見到了程維高,提到紅軍大街32號這個大院里曾經發生的故事,這位老人有反思,亦有懺悔。

大院子女

至今讓全鳳書引以為豪的是,她的子女從未給老伴蘭凱民丟臉。她所說的丟臉,更多指的是在外人面前擺譜。
全鳳書說,她的二女兒當兵復員后,被分到任丘油田下面的一個小企業的職工食堂當炊事員,而當時蘭凱民已經是河北省副省長。有一天,老兩口去任丘看孩子,當地的領導聽說后,問孩子在做什么,他馬上派人去接,“當聽說我的孩子是一個小企業的炊事員后,眼睛都直了。”
“我的二女兒直至退休,還只是一個炊事員,工作時年年都是先進。”全鳳書說,“三個孩子的工作,老蘭沒有管一個。”
“父親從來不管家里的事,我們有時候去找他,他就瞪眼睛。”全鳳書的大女兒蘭英說,“但我們從來不抱怨父親。”
原省委書記邢崇智的夫人郭元英也感慨,她的子女也沒有沾上老邢的光,“大兒子剛開始在一家私企工作,想通過關系調到國企,找老邢,結果他說,‘在哪兒工作都一樣,別管大地方小地方,都是為人民服務的’。”
胡曉燕的女兒王瀟已是這個大院里的第三代,這位80后的女生,并沒有覺得姥爺身份的特殊給自己帶來什么優越感,“和其他同學不一樣的是,小時候姥爺在世時,我每年放暑假都可以和他到北戴河度假;除此之外,就是父母對我要求更加嚴格。”
上小學時的一件事王瀟至今沒有忘記,“那時候同學們談到自己家的房子時,我總是很自卑,因為媽媽經常給我說,我們住的房子雖然非常大,有400多平方米,但那是姥爺的,我們自己沒有房子。”
“我就是害怕孩子會有優越感,這樣就沒了上進心。”胡曉燕說,“我的父親當時對我們要求就是非常嚴格的,現在看來這是非常正確的,我也要像父親一樣,嚴格要求我的孩子。”
胡曉燕說,她的女兒王瀟大學畢業后,她曾準備通過關系在北京給找一份好工作,但女兒怎么都不同意,“最后女兒說,如果姥爺在的話,肯定不會同意這么做的,我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說好。”
甚至連胡開明家的保姆李云霞,也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我在大院里待了六年多,最后到一家企業去工作,有時候碰到該送禮的事,我根本不知道該怎么開口。老公有時候給我講官場上一些事,我跟聽天書一樣。”
王瀟和其他80后孩子不同的是,熟諳很多革命歌曲,“小時候家里每年過年聚會,唱的全是革命歌曲。”
2003年,胡開明的老伴李克林去世,遺體告別儀式上,沒有奏哀樂,取而代之的是幾個孩子前一天晚上合唱并錄制的歌曲《五月的鮮花》、《在太行山上》,他們用這些經典的革命歌曲送走了自己的母親。
若干年后,殯儀館的工作人員仍然對這一特殊的儀式記憶猶新。

日益蕭條

在紅軍大街32號大院里,從西邊數第四個小院,如今已是荒草叢生。緊閉的防盜門上,貼著關于換天然氣的特別通知,發黃的紙顯示出這里已經許久沒有人住了。
這是程維高曾經住的地方。在他家的防空洞里,本刊記者發現大量被遺棄的物品,有鳥籠,也有空空的禮品盒,似乎可以看出主人曾經的奢華以及臨走時的匆忙。
這個在中國政壇引起巨大震動的高官,曾經給這個大院帶來了異常的喧囂和緊張,而他的離去,也讓闃寂陡然而來。
郭元英的家,也很難讓人把這里和曾經的河北“第一/夫人”聯系在一起。進門,撲面而來的是一股貓狗身上特有的騷臭味。樓道里養著一些盆栽的花草,已經死了很多。因為身體多病,又沒有請保姆,郭元英每天中午吃飯只能將就,晚飯要等孩子下班回來后再做。
這個院子里曾居住過20多位sheng委長委,如今仍然健在的已寥寥無幾。
王瀟大學畢業后,離開了石家莊,和其他第三代一樣,她也不愿意生活在這個過于安靜的地方,“小時候來院子里的車很多,現在即使是過年,也沒有幾輛車,如果哪一天院子里停的車多了,肯定是哪一位爺爺或者奶奶不在了。”
這個曾經位于石家莊荒郊的大院,在因城市的發展已經處于繁華地段的時候,卻日益顯示出蕭條和落寞。
大院里的健身器械上銹跡斑斑,落滿了厚厚的塵土,有些木制器件甚至已經腐爛。
“我剛來的時候覺得這個院子真好,現在再看,跟我們老家也差不了多少。”曾在這個大院里做保姆的李云霞說。
惟一沒有變化的,是每到中午飯時,院子里警衛排的食堂門口,會響起20多名戰士合唱《打靶歸來》的歌聲。
楊澤江雖然不喜歡北方的這個城市,但他仍然不愿意隨同孩子到南方去安度晚年,“只有待在這里,才能享受到省級干部的待遇,沒有了這些待遇,我會不習慣。”
楊家客廳一角的小茶幾上,放著一部紅色的機要電話。雖然這部電話已經很少再響起,但還是被它的主人擦得一塵不染。
郭志說,前兩年,有人準備撤掉這個大院站崗的武警,換成保安,“我就打電話過去,不同意讓撤掉。”楊澤江證實的確有這件事情存在,他說,還有人想在這個大院里建高層住宅樓,“我就告訴他們,我活著的時候你們誰都別想動,等我死了再折騰吧。

(本文來源:新華網 )

責任編輯:碧 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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