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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歲·鳳尾竹的牽掛(報告文學)

來源:創新文學網 作者:王詠華 時間:2021-08-20

開新局主題征文作品之二十五

 

 

2021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授予李桓英同志“時代楷模”光榮稱號。

僅以此文,獻給所有與李恒英老人一樣奮戰在救死扶傷醫療衛生工作第一線的“白衣戰士”和逆行者。

 

一百歲·鳳尾竹的牽掛

——記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世界麻風病防治專家李桓英

王詠華

 

這個公園,比北京中央公園(現稱中山公園)大好幾倍。他們的布置也比中央公園布置的好,我們應該參考外國的方法,布置我們的公園。德國公園,多半不買門票,可是我國的公園,沒有錢的人就進不去,我很希望管事的人,多發點大慈愛心,讓窮人也能享點天然美景良辰的福。民國十八年(1929年),當八歲的李桓英隨同父親游覽柏林野獸公園后,寫下這樣的話語;蛟S,從那一刻開始,她便在心里埋下一顆為窮人謀福祉的慈悲種子,種子在心里萌芽,沐陽光,經風雨,終長成一棵懸壺濟世妙手回春的參天大樹,讓她在病魔面前不畏懼,面對生死磨難不退縮。她心中,始終有一個信念支撐:治病,救人。自利,利他。

 

李桓英教授吃百歲生日蛋糕

 

絢 爛

“她曾經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要努力工作到100歲。”

2021年8月17日,北京友誼醫院一間不大的辦公室內,桌上擺放著一個十分精致的蛋糕,墻面一行大寫的英文“HAPPT BIRTHDAY”,在五彩氣球的裝扮下,氣氛格外溫馨。

面色紅潤、皮膚白皙充滿彈性和光澤的李桓英教授,穿著一身深色衣服,胸前別著的黨徽格外耀眼。她坐在椅子上,看上去精神矍鑠,一直微笑著與大家打招呼。在醫院領導和同事們的聲聲祝福中,伴著“祝你生日快樂”的歌聲,李桓英教授與院領導共同切下了生日蛋糕。李桓英面含微笑地說:

“感謝祖國的培養,能為國人做一點點事,是我的榮幸,我很幸福!”隨后,她默默許下心愿:愿人類早日消滅麻風病,愿天下再無麻風!

李桓英教授,世界著名麻風病防治專家,北京友誼醫院、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研究員,今天,她整整100歲了。

 

一百歲的李桓英教授

 

李桓英在醫院領導及同事陪同下度過百歲壽辰

 

五年前,她鄭重地提出申請:

“敬愛的黨組織:1958年,我先后辭去了世界衛生組織聘任的印度尼西亞、緬甸的亞司和梅毒兩種熱帶病專家的職務;告別了已遷居美國的父母,毅然回國。我對投報祖國感到無比光榮和自豪……我真心熱愛中國共產黨,誠摯地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黨員的身份為救治麻風事業奮斗終身!請黨組織考驗我吧!”

如今,100歲高齡的李桓英仍是一名兢兢業業的“上班族”。每天,她都會到北京熱帶醫學研究所上班。她還有一個心愿:什么時候,能再去一次曾經戰斗過的云南。她牽掛那些治愈的麻風病人,更惦記著尚未破解的麻風病發病機制。

目前,我國現存麻風病人不到2000人。“實現一個沒有麻風病的世界”是李桓英的理想。她曾經給自己定下一個目標,要努力工作到100歲。

她,說到,也做到了。

 

入 黨

“回國不后悔,一輩子跟麻風病打交道也不后悔,但不入黨會后悔。”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誼醫院舉行了一場特別的入黨宣誓儀式,95歲的李桓英教授,身穿白大褂,脖上圍著一條大紅色羊絨圍巾,領頭站在數十名新黨員前面。只見她先是仔細捋了捋兩鬢的白發,又抬手整理下頸間的紅圍巾,緩緩舉起右手:“我志愿加入中國共產黨……”那略顯沙啞蒼老卻極富穿透力的聲音,透露出一股飽含歲月沉淀和歷經打磨的堅定。

 

李桓英教授入黨宣誓

 

那天,她顯得有些激動,飽含深情地說:“第一次戴這條圍巾,還是上回去市委黨校上黨課。我很少穿戴這種鮮艷的顏色。今天,我要言行一致,因為黨旗是紅色的。我雖已進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共產黨員的身份為麻風防治事業奮斗終身!”

一年后,在研究所肝病中心黨員大會上,在鮮紅色黨旗的映襯下,她如期轉正,成為一名正式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實際上,在這之前,她已經用去50多年的時間和生命,踐行諾言。

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面對記者,她一字一句地向組織坦露“心聲”:

“這一年來,我絲毫沒有松懈,而是以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我誠懇地向組織提出轉正申請,請黨組織審查。我回國不后悔,干麻風病防治工作不后悔……但不入黨會后悔。我想把有限的日子,投入到無限的工作中去。”

老人句句鏗鏘有力,字字灼心。說出的話語,像鳳尾竹在歌唱。

得知李桓英教授入黨的消息,一位醫院老領導激動地說:“李教授幾十年前就該入黨了,沒想到她等了這么久。”

為什么在耄耋之年申請入黨?面對疑問,李桓英態度誠懇,言辭切切:

“我還不合格,但怕來不及?蒲凶非笳胬,黨也追求真理。”搞了一輩子科研的她,對科研的態度極其嚴謹,對入黨的自我要求也同樣嚴苛。

對于真理的追尋,她,向來是認真的。

 

碩 果

“這個獎是我碰巧‘撞’上的”

入黨前夕,恰好正逢第19屆國際麻風大會在北京召開,李桓英榮獲首屆“中國麻風防治終身成就獎”。也就是那一刻,95歲高齡的李桓英才遞交了入黨申請書;蛟S這個時候,她才稍稍覺得,自己有那么一點點夠格了。

每天清晨,一個蘋果加一杯咖啡,開啟一天的工作和生活。來到辦公室,先看看國際上最近的麻風病文獻,再指導研究人員做實驗,中午累了就在辦公桌旁一個簡陋的沙發里靠著小憩一會兒。這就是李桓英的工作日常,幾十年如一日,從未改變。

李桓英的辦公室,是一間十平米的小屋子,這就是她伏案研讀文獻的工作場。除了靠門放著一根拐杖和桌上一個玻璃杯是私人物品外,其他空間全被各類資料文件占滿,書架下,有幾個透明的大整理箱,其中一個箱子,塞滿各種證書獎狀,被堆放在一個不起眼的角落。墻上唯一端掛的一個獎狀,是一個國家科學技術進步一等獎。

翻開她的“功勞薄”,在麻風病的研究和防治領域,為世界做出卓越貢獻,榮獲40余項國家及省部級榮譽。面對如雪花片片的榮譽,這位與麻風病菌打交道數十載,治愈上萬麻風病人的老人,低調而內斂,始終保持著一顆淡然的心。

“這個獎是我碰巧‘撞’上的。”

看著墻上的獎狀,李桓英笑著說,當年治療麻風病的新方法不是我發明的,我只是剛好在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在最有效的時間里取得了最大的治療效果。“沒有這些機遇,也就沒有這個獎。”

2009年,李桓英88歲,7月10日,政府有關部門為剛剛榮獲“首都十大道德模范”榮譽稱號的她舉行了一場事跡報告會。北京鑫融劇院,各級領導及首都醫務工作者代表、首都群眾等近500人參加并聆聽。

 

報告會上,北京友誼醫院黨委領導在介紹李桓英時這樣說:為了我國麻風病防治事業,幾十年來,李桓英教授費盡心血,竭盡全力。在云、貴、川7個地州、59個縣,幾乎每一個村村寨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跡,她曾經4次遇險(兩次翻車、兩次翻船),兩側鎖骨和肋骨都摔斷過,頭部縫過7針。她不僅工作勤奮,還積極介紹、宣傳我國麻風病防治工作情況和進展,千方百計爭取外援,并將國際組織援助的100多萬美元的藥品器材和15輛越野車全部分給了云、貴、川三省基層地方縣。

 

隨后,李桓英的學生翁小滿為恩師的事跡作報告。她說,李桓英教授最大的心愿是徹底消滅麻風病,使下一代不會因“麻”致殘。2001年在榮獲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后,她帶領麻風病研究課題組,提出了開展“麻風分子流行病學研究”新目標,希望在麻風病的傳播方式、發病機理、檢測方法等方面取得突破。李大夫是我事業上的師長,更是我、也應是廣大醫務工作者永遠學習的楷模!

應邀專程出席報告會的云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楊軍介紹了李桓英長期深入云南開展麻風病防治工作的事跡。他說,李教授提出的關于擴大聯合化療試點計劃得到衛生部的批準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支持,給我省麻風防治事業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在我省各級政府的重視和關懷下,聯合化療試點首先擴大到23個縣,于1989年在全省普遍推廣。通過聯合化療的實施,促進了我省基本消滅麻風病的步伐,到目前為止,患病率比1980年(5.5/萬)下降了93.45%,全省已有41個縣達到國家基本消滅麻風病的標準。

最后,李桓英在作報告時激動地說:我要特別感謝衛生部、北京市衛生局和云南省衛生廳多年來對麻風病防治工作的指導和支持,感謝友誼醫院和熱研所30年來始終如一做我的堅強后盾,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對我們這個不能創造 經濟效益的科室,仍持續給予支持。成績應該歸于黨,榮譽應該屬于組織。我雖已是耄耋之年,但精力充沛,只要需要,我會一直為送走瘟神而奮斗。作為一名知識分子,一個中國人,我要像一名戰士那樣,把自己融入到祖國和人民的事業中,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自身的價值!

 

李桓英和病人在一起

 

在與麻風病抗爭這條艱辛的路上,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深懷治病救人的慈悲之心,憑借著技藝精湛的醫術,常無懈倦,恒求善事,利益一切。

報告會上,全體與會人員觀看了《為了一個沒有麻風病的世界》電視短片,這是為宣揚李桓英的先進事跡而特別制作的,她的事跡感染激勵了現場所有人,大家紛紛表示:李桓英的崇高品格和無私奉獻精神,催人奮進,令人震撼;李桓英的愛國情操、職業精神,令人感動,讓人欽佩。

她是國立同濟大學醫學院高材生,曾留美并任職于世界衛生組織,卻毅然放棄國外優厚的待遇,回國投身醫療事業數十載。

她為攻克麻風病這一醫學難關,足跡遍布云貴川貧困邊遠地區7個地州、59個縣鎮,屢次遇險,初心不改。

她為進行麻風病早發現的血清學診斷研究,一直戰斗在一線前沿,在88歲高齡之際,又再度走進麻風村……

她,榮譽傍身,當之無愧。

                          

戰 斗

“麻風病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歧視,我從不后悔自己的選擇”

2007年,中國向世界宣布,經過50多年的努力,終于終結了麻風病時代。

這其中,有艱辛,有堅持,也有危險和苦難……

在全世界實施聯合化療10余年后,原麻風病高流行的國家或地區,新發病例下降緩慢。我國云、貴、川三省,盡管患病率有所下降,但仍占全國半數。“麻風病面臨的最大障礙就是歧視,很多病人因此躲進山溝,貽誤了治療。那時,李桓英十分擔憂,她說:“我國每年仍有1500多例麻風病新發病例,其中有近30%的人在發現時已經造成殘疾了。”

本世紀以來,云南省新增確診數占我國年總發現數四分之一。紅河州地勢山巒起伏,53%為少數民族,多為哈尼族和彝族,居住分散,對發現工作造成極大不便。為促進麻風病早期發現,防止殘疾發生,李桓英就是從那時開始,對新確診麻風患者及密切接觸者進行血清學診斷研究。

 

李桓英醫生踏著泥濘進入麻風寨

 

2009年2月6日,88歲高齡的李桓英親自率隊再赴云南3縣,行程2000多公里,深入到麻風病村現場,挨家挨戶給村民體檢和抽血,開展調查研究。

這究竟是多少次走進麻風村?老人自己也記不清了。曾經數次翻車、翻船的遇險經歷,膝關節臏骨軟化手術后需拐杖行走的困難,都沒能擋住這位老人的足跡走遍云貴川7個地州、59個縣的麻風病高發區。

對此,老人只是樸實而堅定地説:“人就應該帶著目標去學習和工作,確定了一個方向,就應該胸有成竹地走下去,無論途中遇到多少困難。這么多年來,我從沒后悔過自己的選擇。”  

2007年4月,熱研所麻風室接診了一位來自河南的麻風病患者,他生長在一個麻風病高發家庭,家里有5人患麻風病。由于延誤治療長達10余年之久,病情已造成不可逆殘疾,家中多名患者產生爪形手、垂足等情況。在李桓英教授的帶領下,熱研所無條件接收了這一家五口患者在京的免費治療。

一次,這家人來到熱研所復診,李桓英看到患者的手已潰爛感染,得知一家人生活艱難窘迫后,又著急又心疼,當即拿出隨身攜帶的1000元錢,作為生活補助捐給他們。同時還將自己的拐棍送給患者,不斷叮囑如何進行自我保護。

李桓英就是這樣,用自己的行動來消除社會對麻風病的歧視,不斷向人們證明:麻風病是可治之癥,麻風病人并不可怕。

1998年,云南勐臘縣“麻風寨”。一條小船穿過河流,緩緩停在寨口。船上的李桓英一眼就看見了岸邊等候的人。他們曾經是一群麻風病病人,他們正在等候治愈他們的恩人——李桓英到來。

如今,這里不再是“麻風寨”,改叫“曼南醒”,意為“新生的山寨”,是李桓英親自取的名字。

77歲的李桓英腿腳麻利兒地搶先踏上岸。

“我們的‘摩雅傣’(醫生)來啦!”……一路上,不斷有人加入隨行隊伍,還有人不停地奔走相告。在這里,李桓英是家喻戶曉的“摩雅傣”。

休停間隙,李桓英拉過一位一直跟著她的小伙兒:“把鞋脫下來讓我我看看。”小伙子默默脫下鞋,露出感染了的腳。

此時,李桓英突然做出一個令人震驚的舉動。她把手伸進小伙子的鞋里去觸摸,小伙子的腳下意識向后縮卻被她緊緊按住。當摸了摸確定鞋內有沒有沙子和釘子,李桓英才示意小伙兒再穿上。

這個動作,李桓英每年來回訪時都會做。麻風桿菌這種慢性傳染病主要侵犯的是皮膚和周圍神經,病人的手腳是麻木的。她不厭其煩地教他們學會自我防護,是為了避免皮膚破損、潰爛。

一處傣族竹樓前,主人用芭蕉葉裹了一個飯團遞過來,李桓英也不洗手,笑嘻嘻接過來就吃。

眾人詫異,李桓英卻慢悠悠地說道:“戰士都知道子彈厲害,上了戰場不照樣往前沖?麻風桿菌可沒有子彈厲害。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傳染上——讓你們親眼看我現在就能治好它!”

就這樣,她深入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風寨,和病人握手、擁抱。她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讓病人對她有信心,相信醫生能夠治好這個病。

 

李桓英和云南人民一起載歌載舞

 

有人忍不住問李桓英,“您為患者付出這么多,有沒有想過加入中國共產黨?”李桓英不假思索地搖搖頭,“我認為自己還不夠條件。我這人其實缺點挺多的,說話直,容易得罪人。但我會繼續努力!”

正是這一年,1998年,在北京召開的第15屆國際麻風大會上,中國向世界宣布已基本控制麻風病。世界衛生組織官員忍不住贊揚:“全世界麻風病防治現場工作,李桓英是做得最好的。”

1996年,李桓英率先在國內開展消除麻風病運動,首次提出了麻風病垂直防治與基層防治網相結合的模式,這個方法被稱為“全球最佳的治療行動”。

1994年開始,李桓英選擇的世界衛生組織的短程聯合化療方案開始向全世界推廣。

1990年,當地政府在麻風村舉辦了潑水節,摘掉了麻風寨的名字,改名為曼南新村。潑水節上,村民給李桓英穿上傣族服裝,簇擁著她,他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感謝她,這位把他們從病魔中拯救出來的“大摩雅”(傣語中的“醫生”)。

那時,李桓英教授年歲已高,雖不能像年輕時那樣常年戰斗在防麻第一線,但她仍然堅持每年到麻風村調研。用她自己的話說,“現在我雖已耄耋之年,但仍精力充沛,只要不是工作的累贅,就應該為消除麻風瘟神而奮斗。”

對于麻風病,李桓英采取的態度是戰術上重視,戰略上藐視。她,不怕嗎?李桓英真的不怕。

 

初 涉

李桓英被眼前這一幕深深刺,她不禁回想起十多年前拒絕世界衛生組織續聘的邀請,從美國輾轉回國的初衷……

李桓英第一次見到麻風病人是在1970年。當時,在中國醫學科學院皮膚病研究所工作的她,隨單位下放到江蘇省的一個麻風村。那時,麻風病患者被視為魔鬼,不僅少被救治,有些病人甚至被活活燒死或者直接活埋。新中國成立時,中國還有近40萬同胞飽受著麻風病的折磨。由于缺乏有效治療方法,最人道的做法,就是將麻風病人趕到一個偏僻的地方,任其自生自滅。

麻風病人鼻塌眼盲的慘狀,像一根根針扎在心尖上。李桓英被眼前這一幕深深刺痛,她不禁回想起自己十多年前拒絕世界衛生組織續聘的邀請,從美國輾轉回國,當時的初衷,不正是幫助祖國同胞,遏制因貧窮導致疾病蔓延。那一刻,她冒出一個念頭:有沒有什么辦法,能夠攻克麻風?

她終于等到一個機遇,新中國,在下大力度消滅和控制流行病,一些社會性因素造成的疾病被首次控制住,甚至基本消失,李桓英意識到:有了這些病種的防治經驗在先,像麻風病這樣的世界性難題,在中國,不是不可攻克的!

李桓英醫生遍訪麻風村

 

1978年,李桓英被調到北京友誼醫院熱帶醫學研究所,那一年她57歲,決心攻克麻風病,并正式確立了麻風病防治的科研道路,從那之后,讓大家聞風喪膽的麻風病便一直伴隨她余下的工作生涯。

在參加“WHO麻風治療和免疫科學工作”會議上,李桓英與世界同行們首次認識了“短程聯合化療”的概念,并得知世衛組織每年都有向申請國家提供援助的計劃;貒,她立即提醒相關部門申請該項目,并將該療法引入國內,積極著手麻防試點研究。1982年,李桓英向世界衛生組織遞交了一份關于中國麻風病情況的詳細報告。

在頭緒繁雜的工作中,她敏銳地找到建立現場研究場所的突破性入口。她選擇了云南,那里曾經是接納她學習的抗戰大后方,正是麻風病猖獗的地方。在云南西雙版納景洪縣和勐臘縣,有數個由麻風病人匯聚而成的自然村寨,被稱為“麻風村”,人們談麻色變,唯恐避之不及。而在李桓英看來,這里恰好是主戰場,世衛組織提供的藥物和治療方案還在探索階段,從世界范圍來講,中國的麻風防治工作,是先遣部隊打響的第一戰。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桓英帶領著工作小組,帶著申請來的免費藥品,走進千山萬壑的大小村寨,這一干,就是十多年。

麻風村地處偏僻的云南省西雙版納勐臘縣,在羅梭河對岸,需要坐車繞過崎嶇的群山,再乘坐渡船方能到達。

1979年,李桓英輾轉反側,踏著一條泥濘的小路來到這個傳說中與世隔絕孤獨的村莊。每天早上6點,62歲的李桓英要走十公里山路,渡過一條河進入麻風寨。挨家挨戶尋找麻風病人,勸說他們服藥,為他們治療。

村莊,更像電影里恐怖片現場。有人因感染嚴重,失去了手指頭,腳指頭,甚至是沒有了下肢。病人看起來,像是恐怖片里走出來的人兒,沒有一個有著正常的長相。她想在這里推行聯合治療法,但一腔熱情卻遭遇村民冰山般的冷漠。

李桓英得知:之前,有醫療隊來到村寨都是全副武裝,不敢跟病人接觸。就連發藥這么簡單的事情,醫護人員甚至都是拿一根長棍,小心翼翼將藥傳給病人,醫護人員眼里流露出的恐懼,讓村民倍感孤立和歧視。

李桓英組織醫護人員在村里搭棚治療。為了取得村民的支持,她和村民同吃同住,平起平坐……她不穿隔離衣,和病人握手,擁抱……為詳細了解病情,她毫無顧忌地觸摸病人的皮膚……她的這些“大膽”行為,一次次讓旁人跌破眼鏡。一位同行的醫務人員戴著口罩,被她當場狠狠訓斥,并責令摘掉。她不是魯莽,而是清楚,麻風病在短時間內不會傳染,傳染率也不高。

在李桓英極富耐心的接觸和安撫下,村民開始信任這位醫生,重新燃起了生活的渴望。

很快,李桓英意識到一個問題:采用世衛組織提供的藥品治療,需要六七年時間,用時太長!經過反復研究,李桓英決定開展服藥24個月就停藥的短程聯合化療。

在勐臘縣試點,為了實驗的規范性以及日后復查追蹤,李桓英嚴格要求實驗人員,進行細致的客觀檢測和記錄。一份47例病人的病案,嚴格記錄了每天每次的服藥情況,持續了整整27個月。后來,每一位見到如此細致完整病案記錄的工作人員都被深深震撼。期間,因為發生過不良藥物反應,導致很多病人質疑而棄藥。李桓英干脆就住在病人家里,一遍遍講解、耐心勸導他們繼續服藥,3個月后,病人皮損面消減,恢復正常。

李桓英又跑遍各級皮防站,親自教授防治人員試點成功方案。兩年后,作為試點的勐臘縣,麻風病人全部被治愈。最終,這種療法使全國的麻風病人從原來的11萬人下降到不足萬人,年復發率僅為0.03%,遠遠低于世衛組織制定的1%的標準。

1994年,短程聯合化療法被世界衛生組織在全球推廣,用以治療麻風病。在現場防治同時,她在國際國內學術期刊上發表了很多數據翔實的指導性論文,她的短程療法被多國推廣,醫治了世界上更多的病人。

再進一步,要想弄清麻風病的傳染源和傳播途徑,必須通過基因分型研究麻風菌傳染源和傳播鏈,因此,李桓英又開始進入分子生物學領域研究麻風菌。

1989年,在去四川西昌的路上,在翻越雪山時,李桓英乘坐的汽車輪子突然打滑,連人帶車打著滾掉進十幾米深的山溝里,翻滾的過程中,她從汽車里飛了出去。當蘇醒過來,看到皚皚白雪上,一大片殷紅的鮮血,一陣陣劇痛傳便全身,李桓英才意識到自己受傷了。那次,她兩側鎖骨和3根肋骨骨折,頭部外傷縫了7針。身體的傷痛沒有將她壓垮,很快,她纏著厚厚的繃帶、打著石膏繼續投入到新的工作中。事后,她還打趣說:“還好臉沒破。”

她代表中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簽訂了“云貴川三省五年合作防治麻風病規劃”。從1985年起,李桓英便開始給云貴川三省的省、州、縣麻防人員辦學習班,每個班40人。迄今,已有數千人次接受過她的培訓。

她,不僅自己全身心投入到麻風病研治領域,還帶動更多醫護工作者參與到麻風病的防治工作中,不斷散發著光和熱。

 

使 命

李桓英的簡單通透,不僅體現在超越功利的淡然和選擇,還體現在“一生做好一件事”的執著追求上,麻風病防治事業,李桓英一直將此作為自己的使命。

1921年,李桓英在北京出生,1939年考取同濟大學醫學院。戰亂時期,人們欲求自安而不得。經過數度輾轉,同濟大學師生終于在李莊放下一張平靜的書桌。艱苦的環境,讓師生們倍加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夜以繼日學習,文化抗戰,是他們參與抗戰的獨特方式。對李桓英來說,青年時代在云貴川山區行走的經歷,讓她見識了什么是真正的貧困,尤其是在戰爭威脅下,無著落的窮人生活,讓她心里一直隱隱作痛。

這種特殊的經歷,成為李桓英一筆寶貴的人生財富。在見識了人間的苦難和貧窮后,她漸漸具備了宏闊的視野,準確的判斷能力。

 

年少時的李桓英和家人在一起

 

若說第一次學業選擇一半是出于母親的意愿,第二次的專業選擇則完全是自己的決定。在接觸的專業中,只有細菌學最依托數據,更接近純科學。當有了這個決定,她也便瞄準了這個專業的世界頂尖學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后,通過個人努力,李桓英順利考入攻讀碩士。

1948年,在中國和巴西的倡議下,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成立。1950年夏季,帶著科研熱情和老師特納的信任,李桓英以聯合國工作人員的身份,奔赴印尼開展雅司病防治工作。4年后,又被派到緬甸從事梅毒血清學診斷,在那工作3年。前后7年時間,她與當地專家一起,制定了更為準確的診斷方法、更周詳的施藥方案,也鍛煉出因地制宜的工作能力。然而,當合同到期世衛組織提出續簽時,她卻拒絕了,她想去挑戰更棘手的領域,尤其是不治之癥。 放棄優厚待遇,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她想回到祖國。

在這之前,李桓英父母和弟弟妹妹已經赴美國定居,按照父母的意愿,當然是希望女兒能長久相伴。那時她正在霍普金斯大學讀書,選擇生活地的問題還不突出,可是,在東南亞工作的7年中,她越來越有一種強烈的愿望:回到祖國。一直以來,她總感覺自己和祖國之間總像有一層隔閡,有時感覺近在咫尺,有時又感覺遠在天涯。去美國留學前,她持有民國護照,不能合法入境中國。這種狀況持續了很久,直到世衛組織征求她意見是續聘還是進修,李桓英看到轉機,她立即拒絕續聘,申請去倫敦大學進修一年,在英國更換了護照和簽證。1958年6月結業之后,借道歐洲和蘇聯,從莫斯科坐火車入境中國,終于回到闊別多年的故土。

每當回憶起這些,李桓英總說:“國內生活確實艱苦,可苦的不止我一個人,很多人缺吃少穿、體弱多病。我回國就是要為貧窮落后的祖國服務。”當時的國際環境,她內心十分清楚,那次選擇,意味著可能與父母再也不能相見。但這是她深思熟慮的結果。當時,亞非國家流行病頻發多與貧困落后相關,中國也如此,求學工作多年,祖國正在新生,正在努力擺脫貧困,自己最大的用武之地,就是中國。

回國后,她被外國專家局分配到中央皮研所,在那,逐漸開啟麻風病防治的征程。

在苦難中掙扎思考,看到最迫切的問題。時代賦予人之重任,激起心中的愛國之情,滿懷赤子之心,回應時代之問,填補時代之需,創造中國現代醫療事業的輝煌。這,是李桓英一生的寫照,也是一代科學工作者的使命縮影。

每年,李桓英基金會都會輸送很多中青年醫學骨干出國學習最新的醫療知識。一個百年過去了,下一個百年,將不斷有人奔赴醫療戰線的前沿戰場,接過李桓英手中的接力棒。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救死扶傷,為人民的生命保駕護航。

民國十八年(1919年)八月十三日,八歲的李桓英在父親的陪同下游覽了柏林野獸公園記,之后寫下一篇游記,游記中她這樣寫到:

今天是德國共和國成立憲法紀念日,又是禮拜,我同爸爸上午九時,到野獸公園……公園之內,有一條運河很長,可以行船,能通到外省大河……我還看到皇后維廉的牡丹園,園內華麗的很,牡丹種類頗多,還有二個荷花池,現在已成公共地方。這個公園,比北京中央公園(現稱中山公園)大好幾倍。他們的布置也比中央公園布置的好,我們應該參考外國的方法,布置我們的公園。德國公園,多半不買門票,可是我國的公園,沒有錢的人就進不去,我很希望管事的人,多發點大慈愛心,讓窮人也能享點天然美景良辰的福。

這篇文章被當時的新晨報第59期副刊刊發,幾個月后,報紙又刊發了她另一篇名為“德國新年”的文章,文章寫到:

(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我隨父母到一個德國家庭,共祝新年,德國家庭皆買松樹(圣誕樹)放在桌上,樹上掛有蠟燭銀球玩物等……很是好看。到了夜間,大家坐在松樹旁喝紅酒,再到夜間十二時新年開始,大家在馬路上喊叫,慶賀新年!慶賀新年!并放炮及放花,十二時以后,大家在街上取笑唱歌。環城火車終夜不斷,真是有趣!我在德國過年,中外風俗雖然不同,可是慶祝新年的心里,是大同小異的。

或許,從那一刻開始,小小年紀的她就敏感地意識到:中外雖有不同,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相同的。世間雖有貧富之差,但人們對生命的希翼和渴望是相同的。她心里,一直住著一個愿望,什么時候能夠再次去到云南,看看那些被她治愈的人,耳邊,總能聽到鳳尾竹的歌唱,她總有一種感覺,那里的鳳尾竹在召喚著她。

注:本文撰寫過程得到多位老師支持幫助,感謝孫慶芳老師提供老人兒時素材;感謝非遺傳承人龐獻坡老師書寫“壽”字為老人賀壽;感謝袁聯潮老師協助核實稿件涉及數據和內容并提供圖片。另由于老人年歲已高,為減少對她的叨擾,本文部分素材參考了先期采訪資料,在此一并致謝。僅以此文,獻給和李桓英老人一樣,奮戰在救死扶傷醫療一線的“白衣戰士”逆行者,感謝您們,守護著人類的生命。

2021年8月1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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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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